我到現在還記得去年陳丹青來香港書展時說的那些話：「那天去書展作演講，書展的人潮，竟然嚇了我一跳，就像人潮暴動那般。」「看到人流在灣仔天橋上逶迤，井然有序，沒有喧嘩，緩緩朝前移動，讓我想起當年北京，人們排隊去紀念堂瞻仰毛主席遺容，那虔誠多年沒見了，如今進書展就像是一場膜拜。」 

他說這話時是二零零八年，第十九屆香港書展，人流量是八十三萬，而今年，這個數字躥上了九十萬。對於只有七百萬人口的香港來說，這意味著每八個人之中就有一個人來了書展；這是在炎炎酷熱的夏天，可能要在室外近三十五度的高溫下排約一小時的隊才能進到會場。甲型豬流感肆虐的警報還沒有解除，直到閉幕，大家的擔憂和警惕才被輕輕放下。他們還是來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散落在一萬九千平方米的會場，仍然顯得擁擠不堪；超過兩百多項的文化活動還是滿足不了人們的需求，「好多活動的時間都重疊，我都不知道怎麽取捨，下次能分開嗎？」總是有讀者這樣問；五百多家參展商帶來了數千種圖書，繁體的、簡體的、英文的，甚至日文法語的，彈丸之地竟容下一紙詩書的無限可能；有人推著行李箱而來，一待就是一整天，滿載而歸的樣子像是購足了一年的書。 

有獨立機構的調查顯示，在受訪的八百多名讀者中，超過七成的讀者連續三年以上參加書展，人均於書展花費約四百六十九港元（約合六十點五美元）購買書籍，其中以小說佔五成、小說以外文學佔百分之二十三，旅遊佔百分之十六，其次為宗教及哲學、自我增值、兒童讀物、藝術與音樂。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下午四點半，帶著工作人員證享受了七天“特殊待遇”、自由進出書展會場無數次的我，終於有了去現場逛逛的機會。這時距離書展結束，只剩下半個小時了。諾大的會展中心，樓上樓下，依然不斷湧入的人群，稀密有序；攤位上的工作人員，有人正扯著嗓子“大甩賣”，也有人開始收拾打包、準備撤場，可是更多的，還是趕著招呼陸續而來的讀者，忙著收銀找錢。幾乎每個來香港書展的作家都會感慨：怎麼會有那麼多人來？“除了人就是書，除了書就是人。” 

如此隆重而熱烈，那一刻，我想到人們常用來形容香港的一個詞：文化沙漠。 

若不是親身參與其中三年，我也會很懷疑眼前所見的一切。那些人群，多得太不真實了。他們也許是沖著一些言情小說、漫畫、寫真集去的，那些流行作家和漂亮藝人的簽名會前，排起的隊伍始終是那麼長，和偶爾還需要靠廣播不停提醒讀者前去的文化講座相比，他們總是占據了書展期間媒體報道的主要篇幅，似乎始終要受歡迎一些，可那又有什麼關系？不買書就來逛逛又有什麼關系？“肯來，能來，來聞聞書香也好。”《中國不高興》的作者之一，宋強說。 

二零零九年，香港書展迎來第二十個生日，今年的主題，是多元與創意。從九零年為期四天、二十萬人次的第一屆書展，到如今固定七天的全民盛宴，書展越來越熱鬧，公眾、媒體、文化人對它的關注度，也越來越高。主辦方香港貿易發展局，是有著三十多年歷史的公營機構。香港政府機構的官僚、公營機構滿腦子生意經，怎麽做這個全世界最多人次參與的文化展覽？書展前，就有香港的文化人跳出來質疑：從邀請的作家到安排的活動，盡顯主辦方的官僚、保守。書展後，更有人提議，讓貿發局退出書展，“專心做閱讀嘉年華好了，把書展交給文化人去搞。”對此，貿發局總裁林天福說：“我們從來沒有說，自己是讀書方面的專家，我們做不到的，香港有其他的團體和機構能做到；而我們能提供的，是展會方面專業的服務，如果我們一起合作，就可以把書展辦好。” 

除了已經與亞洲週刊合作五年的“名作家系列”外，今年新增的文化項目還包括台灣大塊文化出版，實施的名為「經典三點零」的讀書計劃，請來兩岸三地的專業領域中卓然有成的學者，為大家講解經典作品，包括李歐梵講《老殘遊記》、郝譽翔講《聊齋誌異》、陳平原講《蔡孑民先生言行錄》、張隆溪講《失樂園》、鄭培凱講《陸羽茶經》。此外，“文藝廊”首次展出的張愛玲的書信和照片、武俠小說宗師梁羽生的手稿、國學大師饒宗頤的字畫、粵劇名伶任劍輝的曲譜和戲迷珍藏以及漫畫家豐子愷的畫集、書法等等。 

而今年的名作家系列，十七位來自各地的華人作家，十六場精彩的講座，更是將今年的主題發揮得“淋漓盡致”。從首位日本最高文學獎芥川獎得主楊逸到上海獨立作家沙葉新；從新加坡知名建築師陳家毅到臺灣勞工組織代表顧玉玲；從在內地最賺錢的作家郭敬明到國際知名導演賈樟柯。講座涉及的議題包括建筑藝術、弱勢勞工、文學創作、歷史思考、社會觀察、職場風云等等，提供的思考空間和維度不盡相同，但正是這種可能，讓來的讀者欣喜，讓參與其中的工作人員欣慰，連請來的作家們，彼此間也因為書展，找到共同關注的話題，成了好朋友。今年第一次來書展的一位內地媒體朋友和我說：“香港書展能搭配出這樣的組合真是新鮮，不過我很喜歡，挑了很多場都聽不夠。”也有香港的朋友不認識請來的作家，可是好奇聽了一部分講座，就迫不及待地排隊去買作家的書，操著不太流利的普通話想要作家簽名。在內地都難得一見的作家，沒想到來了香港反而就近在咫尺，講廳外就可以買到的作家們的作品，讓閱讀和思考的過程都變得豐滿立體起來。 

就如同整個書展舉辦的二百多項文化活動一樣，“我們提供一種可能。擇其口味，任君挑選。” 

與前兩年對於場地、管理的質疑相比，今年書展的批評顯得嚴厲得多。今年書展有一群特殊的小女生，著實搶盡了風頭。香港社會還專門發明瞭一個詞，「模」來形容這群二十五歲以下的花樣美少女，她們紛紛趕在書展前出書，一本本性感暴露的寫真集引得十幾歲的年輕學生，在書展開幕前一天就開始在會場門外排隊購買。整個書展期間，簽名、表演、拍照，她們在熙熙攘攘的書展現場中掀起一輪輪的熱潮；會展中心門外，雖然有反對的人拉起橫幅靜坐，四萬多網民集體簽名要求她們遠離書展。可那些動不動就賣超數萬本的寫真集依然輕易就登上了暢銷榜的寶座，占據各大媒體連日的頭條版面。 

書展出現這樣的局面，誰該負責？ 

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教授是今年的演講嘉賓，他認為所謂「多元」有各種不同的理解，有的是散掉的，沒有任何交集點，有的是具有共識的多元，多元底下有一種十分強烈的價值觀念，是大家認同的，有幾個底線是不能超越的，底線是不能多元的，一多元就散掉了。談到「模」的書，林毓生說，她們的書當然可以出版，它沒有違反法律，沒有觸碰最基本的道德的底線，有人願意購買，有人不喜歡看，悉聽尊便。問題是書展那麼多書，那麽多精彩的文化活動，為什麼那麼多媒體單單挑出「模」的書大做文章，這就有問題了，那麼多版面大肆報道，是否認為它特別重要？媒體要有責任感。 

與特地從內地、臺灣趕來的媒體朋友相比，香港媒體對於書展的關注顯得“單向”的多，除了幾家還頗有人文情懷的媒體外，大家關注的不是統計數字就是「模」，幾乎很難見對邀請作家的深度訪問。這讓我想起那些文化講座的艱難：在內地、臺灣很火很出名的作家，到了香港，讀者群就驟然減少了。他們大多為書展的講座精心準備，聽了的人都覺得受益匪淺，可是更多的人，連他們是誰也不知道。倒是樂壞了內地的記者們，追著作家跑，一口氣做了幾十個訪問還不過癮。這些媒體擁有超過數百萬的讀者群，是所謂的“主流”。如果要講責任感，不知道它們是不是也有義務把那些優秀的作家介紹給香港市民？ 

都說香港書展是一個平臺，提供的是一種接觸知識和文化的可能，思考和交流的可能。這個平臺至少應該包含兩部分，一是認知的可能，二是選擇的可能。香港如果真的想摘掉“文化沙漠”的帽子，就應該爭取先普及“認知”的可能。畢竟，所謂的選擇都是帶有價值判斷的，我們不能總守著香港這一畝方田變當是天下，如果沒有已轉化為常識一部分的認知，選擇就是盲目的。從人云亦云的追捧，到獨立思考的過程，本身不也是讀書的本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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