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 文

《瞭望东方周刊》9月1日在专文中指出，近年来的一些案例表明，“保护伞”不仅为黑恶势力提供便利、庇护，往往在黑恶势力进行犯罪前，就参与预谋策划，并明确其中利益。这说明，腐败官员已开始直接参与犯罪。接受本刊采访的人士大多认为，新一轮反黑势必继续触及高层官员。

同一天，《广州日报》在题为《重庆公安20余处级以上官员涉黑落马 办案者承诺保密》的报道中揭示，“据初步统计，重庆全市公安系统已有20多位处级以上官员因涉黑被掀翻落马。”“重庆市警方内部消息称，今年打黑风暴启动以来，整个重庆公安系统已处理警员共达100多人。”

重庆市打黑行动进入纵深阶段，由于调查情况愈加复杂，界定难度加大，且牵涉面扩大，因此“现在是非常敏感、非常关键的时期”。“重庆警方原先掌握的黑恶势力性质团伙有104个，但自“6·20”打黑除恶以来，涉案人数越来越多。”

这些都表明，重庆市的黑社会势力有多强大，背后的黑幕有多深，乃至于到目前为止，重庆警方的打黑行动才“刚揭开盖子”。我们是否也可以推而广之，全国的黑社会组织并非独此一家，别无分店。除了重庆，其他地方的黑社会势力也不是可以小觑的。这样看来，重庆市如此深广的黑社会现象，不过是揭开了中国黑社会神秘面纱的一角，在它的朦胧幽约的表象之下，潜藏着能量巨大的中国黑社会的真面目。而在普通人眼中的朗朗乾坤下，竟然还有这些浓重的阴暗，毕竟出乎公众的意料之外，另一方面也说明其隐藏之深。但通过传播媒介，我们并没有听闻有更多类似重庆这样重磅的黑帮新闻，公众有理由怀疑，不是这些地方没有黑社会，也不是这些地方黑社会势力微弱，仅仅是因为没有像重庆市薄熙来、王立军式的铁腕人物一前一后指挥作战，因此这些地方的黑社会只是仍然“藏在深闺人未识”而已。

对于黑社会，中国相当一批人以“讳疾忌医”的心态，拒绝承认“黑社会”的存在，因此在警界和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据有关信息表明，时至今日，在官方的文件上，“黑社会”一词仍然是个“禁忌”，但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直气壮地使用“黑社会”描述正在实施的黑帮犯罪活动而不是以往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活动”。众所周知，如果连黑社会这个名称都难以被正式接受，更毋庸说在立法上、在政策和制度上给予黑社会势力以适当的定性，更不可能对他们量身定罪，这样反倒使一部分黑社会成功逃避法律的制裁。

但在我国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黑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事实上，有迹象表明，它很有可能从一个松散的地区性的犯罪组织，发展成为一个组织严密、层级分明、跨区域、国际化、“合法化”的犯罪组织，其隐蔽性、破坏性越来越强，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对社会公平、对公众的危害越来越大。随着重庆打黑行动的逐步升级，随着黑社会现象从西方、港台电影、小说里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公众感兴趣的是，它们到底姓不姓“黑”，又黑到什么程度，离公众的生活究竟有多远？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黑社会，中国有组织犯罪活动是不是姓“黑”。公众对于黑社会最直观的印象来自西方和港台电影，特别是美国的《教父》系列电影为我们展现了西方黑社会全景式面貌。从《教父》那里，我们可以得到关于黑社会的几个显著特征：一是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首领，教父维托·唐柯·里昂经过数十年的辛苦打拼终于成为纽约的黑帮头领，在他的带领下他的家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黑社会势力。二是组织严密、层级分明，有数量众多的黑帮成员，越是发展到后来，教父越隐居幕后，操控组织的犯罪活动。三是企业化、合法化。新一代的“教父”迈克·唐·柯里昂已不再满足于原始的黑帮敛财手段，开始将家族事业企业化、合法化，通过开设赌场、运营饭店等合法生意对自身进行“漂白”，而且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达到蒙骗公众、欺瞒天下的目的。四是地区性或者是跨地区乃至跨国。在迈克的打理下，柯里昂家族的生意越来越庞大，到后来不仅限于纽约地区，而且向好莱坞发展，甚至向古巴渗透。五是勾结“白社会”有权有势的人物，为其充当“保护伞”，迈克对参议员的敲诈最具有典型性，可以说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目的就是拉你下水，为黑社会犯罪活动提供合法外衣。六也是最关键的，黑社会之所以叫黑社会，就在于其手段的不正当性和犯罪性，不管是维托还是迈克，柯里昂家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血泪史，一部犯罪史，其手段之残忍、卑劣、无情，令人发指，即使某些时候被披上了温情的假面。

对照我们从《教父》中总结的关于黑社会的六个特征，今天中国社会中很多被称为“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的完全够得上“黑社会”的称号了，为此进行粉饰毫无必要，甚至迂腐，乃至是为黑社会提供“法律和制度的保护伞”。

关于中国黑社会“黑”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妨引用媒体报道的一些事实。

之一：重庆庞大的“放水”产业让人触目惊心——黑恶团伙以高得惊人的利息强行放贷，而后通过暴力收债，从中牟取巨额不法收入。警方披露的数据是，重庆高利贷逾300亿元，规模已占全年财政收入的1/3强。一名房地产老总表示，在重庆，90%以上的房地产公司都在借高利贷。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状态下，重庆主要房地产企业正深陷高利贷危机，相关高利贷金额在100亿~120亿元之间。

之二：1999年底，杨天明联合永川另一势力陈维强，与曾令文发生激烈冲突。帮派混战惊动了公安部门，后来仅曾令文集团就有100多人落网。

之三：以郑州王冠军案为例。王冠军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起初控制了郑州市二环道果品批发市场的销售和运输。后来他发现在二环道闹事很容易出事，就开始从源头上控制果品市场，并且跟广东、广西的黑社会团伙联合作案，出现了跨省市联动的趋势。

之四：在河南，像郑州这样经济较为发达、扩张速度较快的城市，周边农村出现类似情况较多。“村委会主任注册一个公司，利用职权以低价强行买村里的地皮，再高价卖出去，此后对经济链条产生一系列的把持行为，控制地产商、建筑商、材料供应等。”

之五：比如绍兴周志民案中，绍兴公安局原副局长刘越敏受黑恶势力头目周志民拉拢，但周从未将刘当朋友看。在该团伙里，没有人叫刘越敏的名字，都代之以“傻子”；在周志民的电话本上，就以“傻子”代指刘越敏。

之六：90年代查获的河南虞县何长利案件中，何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势力将其推举为副镇长，然后将亲信安插在下级基层单位作负责人。这个镇47名人大代表中，22人是何团伙成员。

例子还有很多，但这些已足以说明，中国黑社会“涉水”有多深，暴力、跨地区、黑金政治、警匪勾结、经济犯罪等等在西方常见的黑社会犯罪，中国也大量存在，不仅如此，而且无论在数量上、广度上、深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黑社会“黑”得也够深的！

关于第三个问题，黑社会离我们有多远，笔者的回答是，无所不在，无时不有。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针对有组织犯罪活动的“严打”结果来看，每次固然战果辉煌，但也说明，经过“严打”，中国的黑社会势力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黑恶势力屡打不止，尽管在国家几轮专项斗争后他们总量在减少，但一些地方的团伙被打掉后迅速出现了替代者，一些黑恶分子刑释后又组成新的团伙，变本加厉违法作恶。”河南省公安厅反黑部门负责人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黑社会组织广泛渗透到经济、政治以及公众生活的诸多领域，与公众的切身利益和安全密切相关。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黑恶势力）渗透的领域不断拓宽，大到能源、交通、建筑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小到粮油菜肉等事关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商贸活动，只要有利可图，黑恶势力就无孔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