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多维新闻网刊登冼岩的专稿说，一则消息在网络疯传，有开发商向媒体自曝拿地潜规则：双方提前签好协议，约定一个土地保底价。实际操作的拍卖价一般远高于协议保底价，如果最后仍由该开发商拍得，政府便将高于保底的差价部分归还；若由其他开发商拍得，差价便由该与政府签有协议的开发商和政府按比例分成。许多“地王”，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

最近，著名房地产商王石说了句话很快成为名言，“现在不行贿成了过街的老鼠，行贿反而成了英雄”。时至今日，商人行贿、官员受贿的权钱交易模式早已不是新闻。上述消息的令人震撼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一种官商联手进行商业欺诈的新模式。该模式之“新”，非指其始于今日，而是在此之前，没有被公开披露，不为公众所知。在官场商界的“业内人士”那儿，这应该早已是通行规则，不如此反成“过街老鼠”。

地产拍卖是公开的商业行为，在这种行为上买卖双方联手做假，误导公众，损害同行，其性质与企业虚假注册、虚假广告或其他商业欺诈行为并无根本不同。人们知道，其他商业欺诈都是违法行为，不但要赔偿他人经济损失，还须追究刑事责任。大名鼎鼎的企业家顾雏军，就是因为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等罪名，被判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款680万元。其他因假注资、假广告或商业欺诈而身陷囹笼的企业家，不胜枚举。

但是，同样是以虚假信息欺骗公众与同行，同样是为了实现自我的非正当利益（开发商为了推高房价，地方政府为了推高地价），同样造成了他人严重的经济损失（不但参与拍卖的其他开发商身受其害，地价、房价人为飙升后，最终的受害者还是广大消费者），仅仅因为这一欺诈的行为主体之一是政府，这种犯罪就不但没有受到法律追究，受损者也无处索取赔偿。媒体报道后，公众惟有一声叹息，同样的故事还将继续上演，尽管潜规则已经浮上水面。同样是商业犯罪，由于涉及政府，似乎就具备了某种“合法性”。

所谓“合法”，非指得到法律之允许，而是包括三重含义：首先，作为法律维护者同时也是事实上立法者的政府，竟然挖空心思钻法律的空子。现行法律对商人的欺诈行为早有明确的处罚规定，但对于本不应该从事商业活动的政府，不但堂而皇之进行商业活动，而且半公开进行欺诈，法律似乎措手不及，没有准备相应的罪名与处罚。其次，这种行为虽明显践踏了市场伦理、商业道德，乃至社会公德，但已成为业内默认的通行规则，不如此反成“过街老鼠”。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中国，权大于法，官府代表了合法性。凡符合政府利益的行为，只要没被发现有官员个人从中牟利，纵然与现行法律相悖，同样也具有正当性，同样会获得社会默认、遵从。符合政府利益的犯罪行为即可免责，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

在很多官商勾结案件中，受处罚的往往只有商，不见官。因为官员都是集体行为，为了单位利益。河南郑州“经适房建成别墅”事件曝光后，郑州市取消了天荣公司经适房建设计划，责令其停工；并对违法建设工程处以总造价5%～10%的罚款。但对同样负有责任的郑州市规划局、房管局、国土局和建委等政府部门相关责任人员，却未作任何处罚。

江苏盐城市盐都区法院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对盐城市“2•20”特大水污染事件嫌犯、原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文标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 年，这是首次以投毒罪判处污染环境者，显示了对于严重污染环境事件打击力度的加大。但是，在最近媒体爆炒的陕西凤翔数百名儿童血铅超标事件中，当地政府明知污染企业的入驻必然损害近范围内居民的健康，却违背协议令搬迁计划一拖5年，至今仍以“工业园区规划调整”等不知所云的理由相搪塞，其行为及后果与胡文标如出一辙。然而，相关责任官员至今未见处罚。根据经验，纵然追究，也无非是“一年内不得担任同等职务”的问责而已。

法制对政府“合法”犯罪的如此纵容，既令人惊诧而灰心，更使这种为了政府集体利益的犯罪，其危害超过了官员个人腐败。

首先，它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是导致当前民怨沸腾的高地价、高房价等诸多症结的“祸首”之一。人们最终将发现，极力推高房价、地价的，原来就是各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同盟。面对如此强大的联手力量，购房者焉能有还手之力？房价如何能不一涨再涨？其次，它严重破坏了市场公平与商业秩序。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谈到“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所谓“坏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在这种特殊利益集团可以“合法”犯罪，无成本或低成本践踏法律与市场秩序的土壤上才得以滋生、壮大的，它把中国推向了而今“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第三，政府犯罪“合法”现象，严重损害了执政党与政府的形象，使老百姓形成这样的印象：法相对于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为权服务的；政府也逐利，为了利益，它可以践踏法律，不择手段；政府利益的实现，是以侵害、掠夺公共和民众的利益为前提的。

政府“合法”犯罪的现象，不仅仅是各地方政府存在。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央部门的“合法”犯罪给地方政府做了坏的榜样。不过，中央部门的“合法”犯罪，在称呼上则变成了“违规”。这里的“规”是指法规，“违规”当然也就是违法，但“违规”不算犯罪，几乎不受惩罚，因此也就变成了“合法”。

国家审计署发布最新审计报告，指有54个中央部门出现违规挪用资金、违规收费等问题，涉及金额约202亿元人民币，其中交通部去年超比例拨付（多给地方拨款）中央资金达118亿元，更有中央机关挪用资金炒股票。而国务院港澳办的下属机构则被指未经批淮，擅自调整工资。审计署日前在网站公告中，首次披露包括中共中央外宣办、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等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财政收支状况。报告以近10万字篇幅，列举了54个中央部门去年度财政审计结果，指有“违规挪用转移资金、虚报多领财政资金、违规收费及公费出国管理不严”4大问题。比如外交部将领事认证和护照颁发事权授权给地方外办办理；06至08年，地方外办共收取认证费、护照费、加急费共1.32亿元，但此笔款项未按规定上缴国库，其中08年4048.59万元。涉及资金数额最大的则是交通部，“超比例拨付中央财政资金118亿元”。

报告指国务院港澳办于2007至2008年，未经财政部批淮，将历年基建结余资金350.94万元用于信息系统建设；2006至2008年，所属机关服务中心在帐面亏损逐年增加的情况下，自行将工资总额从06年的244.01万元分别加至07年的311.97万元和08年的299.72万元。

审计发现，挤占挪用和转移财政资金问题仍然十分严重，有的甚至挪用资金办企业、炒股票。其中，中科院软件所被指挪用科研经费150万元购买某上市公司股票。

根据审计报告列举的数额粗略统计，违规总金额达202.3亿元。而在今年4月，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2007年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在53个中央部门中查出规违金额为293.79亿元。

中央部门的“违规”如此触目惊心，更印证了“合法”犯罪在地方政府的登峰造极。这种危害，足以令执政党从“以人为本”理念出发的其他努力均付诸流水。如果继续放任“合法”犯罪现象，不但和谐社会遥遥无期，还可能面临不测之险，威胁中共的执政。

刚刚结束的日本大选，引起了北京的高度关注，这不仅是因为日本是中国近邻中最强的国家，两国利益恩怨千丝万缕，东京的政权更迭及其外交方针的变化，势必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还因为刚刚失去政权的日本自民党。香港时评家孙嘉业说，由于长期执政，一直是中共潜心研究的一个执政党样板，而将于本月内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主题就是党的建设，任务就是加强执政能力。

孙嘉业说，日本自民党的下台，给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

孙嘉业认为，如果说去年奥运是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实务统筹能力的一次考验的话，今年的四中全会就是对主管党务的习近平理论及制度创新能力的一次考验。因为党的建设、执政能力正是他的主管范畴。日前他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礼上的讲话，就强调要“深刻总结和运用国内国际正反两方面经验……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日本自民党大选铩羽当天，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就在人民网上指出，自民党的失利“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经验教训”。他直指自民党“没有从一个传统的政党转向一个现代的政党”，即未实现“政党现代化”。仍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门阀制度”，党内各派形成“党中之党”。于是他提出政党现代化是大势所趋，中共也有现代化的问题。

近期海内外舆论谈论四中全会时，突出的多是党内民主和反腐败两个重点。但孙嘉业认为，这只是“党的建设”的一部分，四中全会可能会在党代表常任制、基层党官直选方面有些进展，而期待中的官员财产申报等制度，未必有大突破。从6月胡锦涛谈发扬党内民主时，强调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中央权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到习近平前日重申“维护中央权威”，再看王长江批自民党的“党中之党”，更难望四中全会在党内民主方面有石破天惊之举。

可是，悖论就在这里，如果中央部门都肆意“违规”而无法惩处，又怎么可以“维护中央权威”？地方政府犯罪“合法”，党内民主和反腐败又如何实施？！中央政令在中央部门都如同儿戏，在全国就不可能“畅通”。

笔者记得，去年中央党校秋季开学礼上，习近平就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笔者以为，这种转变的标志之一，就是执政党以法律法规为圭皋，而不是以党纪党规为原则。其实，针对地方政府犯罪“合法”，中央部门“违规”无罪，只要执政党有决心，这种祸患并不难消除：地方政府、中央部门的责任官员，在法律、法规面前，至少要和企业法人、公民一样被严格追究。不但要处理单位，更要追究个人，包括具体经办人和单位“一把手”；不但要追究经济责任，而且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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