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艰辛的求学路
我坐在奔向长治的客车上，思绪回到了48年前。1961年,十六岁的我拿到了太行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却没有单独到太行中学报到的勇气。在那大饥荒的年代里，每当我从学校回到家里，面黄肌瘦的父亲总要嘱咐瘦弱的母亲，想办法为我准备些菜团或稀粥，来填补我饥饿难耐的肚子。为了让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能渡过难关，可怜的父母长期以来的省吃俭用、忍饥挨饿，致使我的父亲营养不良，全身浮肿，每天躺在病床上呻吟。
我永远忘不了，是公社里每月给垂危病人免费发放的二斤牛骨头，才使我的父亲有幸从鬼门关逃出，回到了人世间。在他得知我取得了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躺在病床上的父亲，面容憔悴的脸庞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父亲不能送我上学，是我的舅舅用一根木棍，一头挑着我的被子，一头挑着我的书籍，陪我徒步一百多华里，直奔太行中学。等来到太行中学大门口，我已是疲惫不堪、精疲力尽。
在学校里，我每月有七元钱助学金，仍然经常因欠伙食费而领不到餐劵。每当这时，班主任赵官印老师让我拿着饭碗，领我到伙房找大师傅求情，让我写下欠条，才用上了饭。第二天一早，当同学们还在酣睡之时，我静悄悄地起身，离开学校，回家去取钱。因为拿不出、也舍不得花费那六毛钱的车票钱，第一天踏尽一百多华里山路急冲冲到家，第二天踉踉跄跄赶回学校，累得像断了脊梁、抽了筋。现在想来，是何等的艰辛。
高中三年里，我为了求学，在家乡到长治太行中学这一百多里的山路上徒步行走不止十次。我敢大胆地断言，在我们村乃至我们乡，一生中从家乡到长治徒步十多次的人，我是史无前例第一位，也是空前绝后最后一个。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由，在我高中毕业填报志愿的人生关键时刻，班主任老师建议我选择了“北京矿业大学地质系”。
曾记得有一次我沿着通往长治的山路徒步疾走时，背后驶来一辆货车，戛然停在我身边，驾驶员热情地拉我上车。原来是移居长治的本村邻居泉，从荫城拉货回长治。他说：“来时我就看到了你，现在我回长治，顺道把你捎上。”因为我不常在家，与泉又不是同龄人，我和他并不太熟悉。在驾驶室里，泉问起了他母亲和他妹妹的情况，我都回答“不知道”。坐在驾驶室里，一小时驶完了步行六、七个小时的路程。当我下车时，都不曾说一声“谢谢”。我是一个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不太懂事的农村娃。这位主动拉我上车的好心邻居，从此我再也没见到。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心中依然涌动着一片愧疚的思绪。
曾记得为避免断炊危机，星期天我和班上几个同学到附近的农科所去参加勤工俭学劳动。尽管知道学习非常重要，但我们还是为了1.8元的经济收入放弃了星期天的学习，在风吹日晒下，到试验田里去锄地。等我们回到学校，已错过了开饭时间，只好硬着头皮找班主任老师，带我们去向大师傅说好话，才吃上了晚饭。当初求学路上的艰辛历历在目、刻骨铭心。俱往矣，现在的小同学像天使般无忧无虑，社会已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变。
坐在飞奔的客车上，想到太行中学，一件件如烟往事，一张张曾经熟悉的面孔，一个个难忘的身影，一句句温馨的话语，源源不竭地在我脑海中闪现。
二 太行中学今非昔比
“到太行中学的乘客请下车。”报站声让我从回忆中醒来，我看了一下表，刚刚早上八点。“太行中学校”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在初升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学校门口的彩旗和欢迎各界来宾参加太行中学五十周年校庆的横幅标语在晴空中猎猎飘舞。绿草鲜花，张灯结彩尽在眼前展现，好一派节日的气氛。
太行中学今非昔比，四十五年前的一排排平房校舍已无踪影，代之而起的是鳞次栉比的栋栋高楼和赏心悦目的草坪花池及青葱翠绿的小树林。曾经的巨幅塑像不再向我们挥巨手，而是文化圣人孔子的铜塑像矗立在校门口。看着他的莘莘学子们人丁兴旺、后继有人，想必他老人家心里一定格外舒畅又满足。
五月的太行葱郁神秀、气象万千，五月的上党，春风化雨、春潮涌动。太行中学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校园飞歌、人潮如海，五十周年校庆隆重举行。
迈进学校大门，迎接我的礼仪小姐把我引到来宾登记处。三十多张铺有彩绸的条桌接连一字儿排开，三十多位身佩采缎的小姐为宾朋造册登记。妙龄女郎一声声“同学”，让我觉得极不自然，我情不自禁地说：“不好意思，我比你们老师还要老。”礼仪小姐笑容可掬，一边为我递笔，一边说：“你是我们的老同学，老老同学，老前辈。”我胸中波涛汹涌，激动之余，一句废话，却也是一句千真万确的真话脱口而出：“我也年轻过。”接待人员显然理解我当时的心情，顿时绽放出一片灿烂的笑声。我不知为什么而激动，是为已逝的青春而悲伤，还是为十年的荒废而愤恨，或是为母校今日的艳丽而高兴？我说不清，道不明。只有热泪在眼眶中转动。时光流逝，岁月如歌，不知不觉中我们走过了四十多个春秋，有多少话儿要讲，但只能被无言的泪水掩盖。这里曾留下了我们多少脚印，留下了多少苦辣酸甜。看着这年轻人的海洋，我似乎又回到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
登记完毕，礼仪小姐把我送往教学楼五层聚会教室，边上楼梯，热情洋溢的礼仪小姐边和我聊天：“您是哪一年毕业？”我说：“我是六四级高四班，想当年，几乎每天下午课余时间都要搬运砖头，参加修建学校围墙的劳动。现如今，我们修建的围墙已了无踪迹。四十五年弹指一挥间。”我接着问：“同学，你是几年级？”回答我的是：“我是青年教师。”在我的眼里，青年教师和在校学生一样，都是青春靓丽的一代新人。这里是年轻人的世界，我竟然连学生和老师都分不清。六十五岁的我判别能力远不如年轻人。
为我们准备的聚会教室布置得清新、亮堂，欢迎标语、艳丽鲜花扑面而来，给人一种亲切的温馨记忆。桌面上糖块、瓜籽满碟，清香的茶水冒着热气。“哇！我是第一个来到的人。”趁此机会，我先到校庆展览厅去参观。
我们高四班的毕业照在展览厅的墙壁上悬挂着，全班四十八个同学和任课老师的音容笑貌瞬间呈现在我眼前。我全神贯注瞪着眼睛仔细看，四十五年前曾是少男少女的我们，也和当今就读的小同学一样英姿飒爽、光彩照人。但现实中，我们青春早已远去，都已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不禁使人伤感。更使我遗憾的是许多引领我们成材的恩师都已悄然离世，被一抔黄土掩埋，慈祥的面容已变成永恒的回忆。细细思量，禁不住使我热泪潸然。
三 相逢不相识
正在展览厅浏览间，我的手机电话响了，是高四班班长冯保才打来的：“水保，你在哪里？我们在学校大门口呢！”“好！我马上就到。”霎那间，我箭步奔至楼底层，三步并作两步，疾步来到了太行中学大门外。环顾四周，一圈一圈站立的同学，我认不出哪个圈是我们班。我急忙打手机电话：“我在大门外，怎么找不见你们？”话音未落，一只大手拍在我的肩头。“就在你眼前，怎么能找不见？”哇！这是我们高四班同学？分别四十五年来，从电话的声音里，似乎我们都熟悉，但在见面的那一刻，我们彼此都不认得。在此之前，尽管从心里都明白，我们都老了，可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当今每个人的模样，名字总是和青春时的容貌紧紧地连在一起。事实上，四十五年前一个个青春飞扬的小伙子、小姑娘都已变成了老头儿和老太太。岁月不饶人啊！面对惊诧的同班同学，我激动又心酸。毕业四十五年的同学聚会在这种再次相见的陌生、久别重逢的惊喜中铺展开来。
老班长拉着我的手向大家介绍：“这是景水保”，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向我伸出了手，异口同声地重复着我的名字。一个同学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不放，一个劲地笑着问我：“我是谁？”我盯着他布满皱纹的脸，思来想去说不出，心中对于他是不是高四班打着疑问。我反问：“你是哪个县？”回答说：“晋城市”，我还是猜不出，想不起。一个劲地瞅着他的脸，急切地想从他的笑脸上寻找四十五年前的青春痕迹。另一个同学告诉我：“他是你的同桌焦培俊”。一句话提醒了我，年轻时焦培俊的英俊形象霎那间在他花甲之年的脸庞上猛然再现。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为我的尴尬找借口：“啊!你高中毕业后又长了这么高，却这么瘦。你这是旧貌换新颜。”
全班七个女同学，这次聚会仅来了四个。不知是何道理，同样的四十五年，无论女同学的容颜怎样变，尽管当年的俊俏、苗条已逝，大伙却都能认出。
一辆小车戛然停在圈子附近，下来一位同学，一边笑着走来，一边向大伙分发香烟。这是哪一位？他向我递烟时，我客气地说：“谢谢，我不会。”接着我问：“你是哪一位？”递烟者看着我微笑不作答。大概他也不认识我。这时身边一个同学大声告诉我：“杨民主”。我急忙拉着他的手，说：“啊!你就是沁源县县委书记杨民主。当了官，容貌也大变。”民主微笑着对我说：“水保，别提什么书记，在这里都是同学关系。”老同学的相见让我一阵又一阵地激动，高中生活的记忆碎片一幕又一幕地在我的脑海中呈现。在民主的提议下，我们到教学楼五层聚会教室坐下来，继续畅谈我们的离别情，诉说我们的相思语。
四 四 情深意长
二十多个老同学在聚会教室里围坐成一圈，一边磕着瓜子、品着茶香，一边海阔天空地侃着，虽然都已花甲之年，但那张张笑脸依然是那样灿烂，那声声呼唤宛如四十五年前。面对刚才还陌生，而一提名字就熟悉起来的我们，彼此都沉侵在过去的青春岁月里，心灵深处那份似已久远的同学情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让人感到温暖。相视而坐，早已淡忘的容貌、名字和趣事，又鲜活起来，似乎已逝的蓬勃朝气和青春岁月第二次光临，大伙又回到了四十五年前那天真烂漫的校园时代。
这纯真的同学友情让我忘却了现实中的尔虞我诈、虚情假意。在这个情比纸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愈来愈势利的时代，我们这个没有掺杂丝毫利益的同学聚会，让大伙儿好像来到了水晶般的童话世界里来。
我们有道不完的前尘往事，有聊不透的离情别绪，有说不尽的沧桑喜悦。大家一起诉说所有的欣慰和苦涩，一起品味所有的艰辛和甘甜，一起分享每个人的成功和快乐，一起分担别人的苦恼和忧患。我们放纵地说着当年班级里某同学曾有过的恋爱和暗恋，开心地聊着各自奋斗了一生的事业、温馨的小家庭以及可爱、聪明的小孙子、小孙女，放肆地宣泄着对世事的不公，真有道不尽的话题。
毕业四十五年的同学聚会，让我们这些老头儿和老太婆像孩子一样将满心的喜悦不加掩饰地化作抑制不住的笑意，肆意地挂在了每一个人的脸上、眉宇间。这场面是那样地让人陶醉、振奋，让人心情激荡、刻骨铭心。
看到了钟保泉，高中生活中惊心动魄的一个镜头霎那间在我眼前浮现。在聚会教室里，我一边叫着他的绰号“胖堆”，一边来到了他面前，拂开他的衣袖，露出了他右手腕上留下的永久疤痕。那是高中一年级在化学实验室里做试验时，因一时的疏忽，他把水倒进了浓硫酸里，浓硫酸在与水的剧烈反应中，放出了大量的热，使水温瞬间超过了沸点。陡然间，水珠从浓硫酸中飞出，只听见一声惨叫，叫声处浓烟滚滚。全班同学吓得目瞪口呆，疾步奔到他面前。只见保泉的衣袖上转眼间烧出许多密密麻麻的小洞，他的手臂也被烧得鲜血淋漓，被紧急送往医院。他用自己的皮肤，无意地给全班做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化学试验。他的惨叫声让我们班每个人都牢牢地记住了“只能把浓硫酸往水里倒，不能把水往浓硫酸里倒”的铁的化学规律。它的道理在于少量的浓硫酸进入水中，虽然也要放热，但因水的体积大，不至于让水温达到沸点。反之，出现危险。将近五十年过去了，我们把这惨痛教训当做重要的化学知识，融进了每个人的血液中，扎根在每个人的脑海里。
五 怀念亡灵
我们谈起了有着高超讲课技巧的化学老师赵崇印。曾记得，无论在课上还是在课下，他总是面带微笑，把枯糙的理论知识讲得有趣、迷人、易记忆。他燃烧自己，奉献青春，为我们的人生点亮了一盏盏明灯，在我们人生的关键时刻，把那么多的同学送进了高等学府。他是我们当之无愧的恩师。
祸之来临，急如迅雷。就是这么有智慧有能力的好老师，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遭受不间断的残酷折磨和侮辱，最后他在单身宿舍里含着极大的悲愤，硬是用榔头砸碎自己的脑壳，了结了他三十几岁的宝贵生命。同学们赶到现场，只见屋子的墙壁上溅满了血迹和脑浆......惨不忍睹。至今健在的九十岁高龄老校长郑云萍，当年在挨斗之后，痛苦地跳进水井里想自杀，被救起，接着遭受更严厉、更残酷的批斗和肆虐侮辱。听到这些悲愤的消息，我们兴奋激动的心中就像烈日当空骤然间来了一场冰雹，让我们火热的心猛然间降到了冰点。
恩师的苦难和不幸禁不住让我心酸，我情不自禁地又想到了我自己。我的生命虽然闯过了文革关口，但这四、五十年的生活道路却充满了艰辛。生活的海洋中随时都有狂风恶浪，我在愁云惨雾中挣扎着，经受了一次又一次挫折和磨难，饱尝了人间的凄凉和无奈。这不堪回首的一切都缘于文化大革命。文革前，我从太行中学毕业，文革结束三十年后我们在太行中学聚会，这样的同学相会理应和文革毫无关联。但现实中，文革给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伤害和阴影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在聚会的教室里，我下意识地突然间发问：“班主任赵官印老师为啥没来？”许多同学的视线一起射向我，对我的提问却无人回答。此时，聚会组织者秦珍同学轻轻地走到我身边，俯在我的耳边低声对我说：“不好意思，赵老师去年去世了”。我的心又一次颤抖起来。虽然还想知道其他老师的消息，但我再也不敢主动问起。同学聚会在引起我对青春美好回忆的同时，也让我尝到了伤悲的滋味。无情的流水岁月夺走了我们的青春，染白了我们的双鬓，送别了我们的恩师，让美好的时光一去不回，真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高四班文体委员杜欣，他是长治人。从兰州大学毕业以后，在科技生产的岗位上拼搏了一生，可以说硕果累累。几年前，在例行的体检中他偶然发现自己患有不治之症。在无奈之下，他从容面对。当他知道自己不久将告别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时，他留恋与他朝夕相处的亲人，留恋自己为之献出毕生精力的工作岗位，他更留恋的是同学间的深厚情谊。他千里迢迢，从甘肃回到故里，到昔日的老同学家逐户进行拜访，谈自己温馨的小家庭，谈祖国的欣欣向荣，谈自己从事的辉煌事业，谈同学间的意长情深。为了不影响同学们的欢乐情绪，他谈笑风生、诙谐幽默，只字不提自己有病的身体。在与同学相会的场合中，他不止一次地纵情高歌，借着缠绵的歌声，倾吐自己的恋恋不舍。当时被拜访的同学谁也没意识到他是重病在身。在他回单位三个月后，传来了他逝世的消息。这时候同学们才如梦初醒，原来杜欣同学是专程来向我们告别的啊！噩耗所到之处，无不使人伤心惋惜。
记得从太行中学毕业时，杜欣送我上火车。站台上，我们彼此脸上都挂着泪水，心里酸酸地哽咽着互道“再见”。当年的情景还恍若眼前，岁月却匆匆过了几十年。想不到那一声“再见”，竟是我俩间的永别语。
杜欣临终时只有六十岁，若没有病魔偷袭，他至少还可以再活二十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国家落后，我们的生活贫困，但这些奇奇怪怪的疾病却很少遇见。现如今，我们的社会繁荣了，我们的生活富裕了，而这些并不多见的疾病却肆虐地横行在我们身边。净化我们的生存环境，捍卫我们人类这唯一的蓝色星球已是亟不可待的事情。
我们班四十八个同学中，已经有十个离开了人世。听到这些消息，在为之扼惋叹惜的同时，也为我们自己震惊。四十五年的冬去春来，夺走了我们的青春容颜，沧桑了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太阳已不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冉冉升起，也不是烈日当空的如日中天，而是斜挂西天的夕阳西下，再也不会有下一个四十五年。人生如此短暂，怎不让人感慨！我在留言簿上写下了“悠悠岁月，四十五年弹指一挥间，在太行中学的三年青春时光，令我终生难忘”。这是我心情的真实写照。
六 看望郭老师
在这次同学聚会的组织者秦珍的提议下，我们从聚会教室到接待室与郭裕怀老师以及他的夫人、我们的外语老师张庆淑见面。郭老师含笑坐在沙发上，容貌比担任山西省副省长时在电视屏幕上苍老了许多。张庆淑老师四十五年前高挑的身材，风姿绰约、妩媚动人，而如今却是老态龙钟、满头银丝，风霜岁月无情地在她历经沧桑的脸上刻下了道道皱纹。若不经人介绍，无论如何我都不敢确认这就是我们当年的张老师。我说：“郭老师，张老师，我是高四班景水保。”“记得，记得，好！”闪光灯把我和郭老师握手的那一刻永久地定格在了胶片上。
郭老师是我们的生物老师，曾是太行中学的团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也曾被打成走资派，和学校其他负责人及众多有才华的教师遭受游街、批斗，有一次在黑帮的队列里唱“我是黑帮”歌，他因不记得歌词，跟着哼哼，让造反派发觉，被拉出队列罚单独重唱。俱往矣，不堪回首，更没必要让80后、90后的年轻人知道这些匪夷所思的往事。
从会客室里出来，对两位老师的年迈苍老，怜悯自心底油然而生，我心中翻腾得更多的却是伤感和心酸，自然规律是那样地残酷，风霜岁月是如此无情。其实我们自己又何偿不是如此？看到久别的老师和同学，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愫弥漫在我的心间。青春是那样地美好，人生是这般短暂。在聚会中，我们看到了别人，也联想到了自己。刚从太行中学毕业时，我们是热情奔放、青春飞扬的十九岁青年，今天回到了母校，我们都已接近了古稀之年。在母校五十周年校庆的氛围中，我十分怀念、留恋已逝的青春时光，不由得想起了一位诗人的诗句：“百金换骏马，千金买美女，万金求爵位，青春何处寻？”岁月如流水，何时复西归？还是当过县委书记的杨民主同学刚见面时说的一句话很有道理，同学聚会，不论钱多钱少，不说是官是民，只要今天能来到这里，就比什么都好。
我们是母校的第二届高中毕业生，虽然为建设校舍献出了我们大量的课余时间，但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升学率达百分之三十。我们的下一届高五、高六班，升学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六。213班全班62名，升入高等院校者59名，其中有四名被清华和北大录取。顿时，太行中学的名字响彻上党盆地。我真为母校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第四届毕业的高七、高八班，在这支优秀教师队伍的带领下，乘胜前进。按规律升学率应该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当时，绝大多数考生都不为考上考不上而忧虑，他们追求的是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就在他们情绪昂奋、整装待发准备上考场的六月中旬，学校的大喇叭里广播了“高考推迟半年”的中共中央通知。接着，两派斗争，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学校领导班子瘫痪，育人的学校圣地变成战场，整个国家陷入了泥淖之中。半年之后，再没人顾及“推迟半年”的承诺。从此在校学生的学业无端荒废，理想之帆在动乱的漩涡中彻底迷航。一直到高中五年级，历史老人把这一批优秀的高中毕业生送进了上山下乡的广阔天地。在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年代里，我弄不明白是什么缘故，这一批名副其实的高中毕业生竟无一人能被幸运推荐。尽管十年后恢复了高考制度，终因年龄、家庭等多种原因，让这批人在高考面前无奈地选择了放弃。今天，这帮同学也已进入了花甲之年，他们对文革这头怪兽的怨恨和愤慨，我们完全能够理解。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人的命运。
七 弃学的赵硕文
中午时刻到了，空军司令部大校付双喜同学和杨民主同学争着为这次聚餐埋单。民主对双喜说，您是从北京远道而来，这次同学聚餐应该我做东。在餐桌上，我们接着叙谈美好的青春回忆。双喜同学特意为这次聚餐准备了昂贵的酒王，供久别重逢的老同学品尝。我们把浓浓的友情溶入酒中，四十五年的陈酿，口中的涓涓滴滴越来越醇香，越来越让人感到温馨。我们借助酒兴，放纵地叫，无拘无束地喊，要把相聚的激动、兴奋心情酣畅淋漓地宣泄出来。
席间，有人谈到了赵硕文，他是阳城人。三年的高中生活中，他生活异常俭朴，学习刻苦，成绩突出。虽然每月都有国家给的助学金，仍然常因欠伙食费而吃不上饭。在老师的一次次无私资助和同学们的帮助下，他总算捱到了高中毕业，参加了高考，并被山西农学院本科录取。他到太行中学去取录取通知书时，囊中羞涩，除去偿还老师的借款外，剩下的钱，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那时候，同学们高兴的是他终于取得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算是对辛勤培育自己的老师和真诚帮助自己的同学有了一个可喜的回报，遗憾的是，他取得通知书的同时，也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弃学的决定。他不忍心让母亲为他上学付出的超常艰辛。为了母亲，他无奈地中断学业，回到了农村，与母亲相依为命，维持自己穷困潦倒的家庭。回想起来怎不让人惋惜？
四十五年来，我再也没见到赵硕文，在我们四十五年后相聚的今天，也没听到他的消息，更别说见到他的身影。我们衷心地祝愿他的日子多一些顺利，少一些坎坷。所幸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在这近半个世纪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像赵硕文同学这样的境遇已经很少有了。
听到同学们对赵硕文的谈论，我心中另有一番心酸的滋味。我不由自主地又一次联系到我自己。我也是地道的农家子弟，家庭的窘迫状况和赵硕文不差上下。倘若没有国家的助学金，我将难以度过人生中最艰辛的高中三年岁月。为了使我不至于中断学业，我的父亲带病在生产队里拼命挣工分。别人午休的时候，我的父亲牺牲午休，挥汗在田埂上为耕牛割草。太阳悬在头顶肆虐，烈焰在他眼前翻卷起一片片灼人的热浪，他裸露的脊背被太阳炙烤得黢黑。播种的时节里，别人挑两桶粪，而我父亲挑三桶，汗流浃背，咬着牙，咧着嘴，付出了超常的体力。这一串镜头虽已过了半个世纪，但我对它却铭刻在心。父母亲为我上学实在不容易！父母的养育之恩永生永世我都不会忘记。
因为经济条件拮据，我在北京上大学六年都没能让他们二老到繁华的首都去看一看，也没舍得和他们到剧院看过一次戏，更没有陪他们到任何一家饭店去吃过一次饭。今天我也有了自己的子女，我们的日子比过去不知好了多少倍。但抚养我成长而辛勤操劳的双亲已经离我们远去。子欲孝，而亲不在。让活着的人好遗憾，好心酸。
八 驻外大使王春贵
毕业四十五年的同学聚会，让我深情地想起了青春年代里的一件件往事。哪怕是一个极普通的镜头，也都成了我们珍贵的记忆。聚会中我得到了许多老同学的有关信息。回到侯马，一进家门，我顾不上休息片刻，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把老同学王春贵的名字输了进去。显示出一篇又一篇、一幅又一幅有关王春贵的文章和画面。他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以后，分配在外交部工作。后来担任了我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我国驻菲律宾大使。他反应敏捷，能言善辩，身材魁梧，感情丰富。在一次营救我国122名渔民的谈判中，面对菲方司法部长提出的无理要求，他勃然大怒、击案而起。显示了早已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骨气和正义。他的举动令菲方司法部长反应强烈，会后对记者声称，说王大使拍了他的桌子，动手打了他，要向菲外交部建议，宣布王是不受欢迎的人。但在互联网上王大使的举动却引来国人的一片叫好声。王春贵的愤和怒，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代表了广大国人的心声。他还是四十五年前在我们班当生活委员时的作风，能设身处地，主持正义，敢说敢为，雷厉风行。我真为老同学的辉煌而高兴。
聚会期间，晋城市政协副主席冯志亮同学告诉我，高五班张生同学和我在同一个城市工作。回到家的第二天，我接通了他的电话：“我是景水保，你是张生吗？”电话里传来张生的声音：“我就是张生。水保，你在哪里？”我说：“我在侯马生活了三十多年，近日从太行中学校庆聚会上才知道，原来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侯马市。”对方说：“我刚参加太行中学校庆回来。你也去了？怎么没见你？”我说：“不是没见到，是四十五年的沧桑岁月改变了我们的容貌，让我们相逢不相识。我们相距不到两华里，竟然四十五年不通消息。我现在到你那里去看一看？”“啊呀!老同学，好好好。快快来。”
我参加工作几十年来，由于心绪不佳，和老同学的联系、交往几乎全部断绝。几十年来，大学、中学同学的消息一概不知，也不想知道。这次聚会，使我屏蔽了几十年的情感开关被打开。我放下电话，疾步向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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