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艰辛的求学路

我坐在奔向长治的客车上，思绪回到了48年前。十六岁的我拿到了太行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却没有独自到太行中学报道的勇气。在那大饥荒的年代里，每当我从学校回到家里，面黄肌瘦的父亲总要嘱咐瘦弱的母亲，想办法为我准备些菜团或稀粥，来填补我饥饿难耐的肚子。为了让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能渡过难关，我的父母长期以来的省吃俭用、忍饥挨饿，致使我的父亲营养不良，全身浮肿，每天躺在病床上呻吟。

我永远忘不了，是公社里每月给垂危病人免费发放的二斤牛骨头，才使我的父亲有幸从鬼门关逃出，回到了人世间。在得知我取得了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躺在病床上的父亲，面容憔悴的脸庞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父亲不能送我上学，是我的舅舅用一根木棍，一头挑着我的被子，一头挑着我的书籍，陪我步行一百多华里，直到太行中学。等来到太行中学大门口，我已是疲惫不堪、精疲力尽。

在学校里，我每月有七元钱助学金，仍然经常因欠伙食费而领不到餐劵。每当这时，班主任赵官印老师让我拿着饭碗，领我到伙房找大师傅求情，让我写下欠条，才用上了饭。第二天一早，当同学们还在酣睡之时，我静悄悄地起身，离开学校，回家去取钱。因为舍不得花费那六毛钱的车票钱，一百多华里路，第一天徒步到家，第二天徒步回到学校。现在想来，是何等的艰辛。

高中三年里，我为了求学，在家乡到长治太行中学这一百多里的路上徒步行走不止十次。我敢大胆地断言，在我们村乃至我们乡，一生中从家乡到长治徒步十多次的人我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我高中毕业填报志愿的人生关键时刻，班主任老师建议我选择了“北京矿业大学地质系”。

曾记得有一次我沿着通往长治的公路徒步疾走时，背后驶来一辆货车，戛然停在我身边，驾驶员热情地拉我上车。原来是移居长治的本村邻居泉，从荫城拉货回长治。他说：“来时我就看到了你，现在我回长治，顺道把你捎上。”因为我不常在家，与泉又不是同龄人，我和他并不太熟悉。在驾驶室里，泉问起了他母亲和他妹妹的情况，我都回答“不知道”。坐在驾驶室里，一小时驶完了步行六、七个小时的路程。当我下车时，都不会说一声“谢谢”。我是一个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不太懂事的农村娃。这位主动拉我上车的好心邻居，从此我再也没见到。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心中依然涌动着一片愧疚的思绪。

曾记得为避免断炊危机，星期天我和班上几个同学到附近的农科所去参加勤工俭学劳动。尽管知道学习非常重要，但我们还是为了1.8元的经济收入放弃了星期天的学习，在风吹日晒下，到试验田里去锄地。等我们回到学校，已错过了开饭时间，只好硬着头皮找班主任老师，他带我们去向大师傅说好话，才吃上了晚饭。当初求学路上的艰辛历历在目、刻骨铭心。俱往矣，现在的小同学像天使般无忧无虑，社会已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变。

坐在飞奔的客车上，想到太行中学，一件件如烟往事，一张张曾经熟悉的面孔，一个个难忘的身影，一句句温馨的话语，源源不竭地在我脑海中闪现。

                        二   太行中学今非昔比

“到太行中学的乘客请下车。”报站声让我从回忆中醒来，我看了一下表，刚刚早上八点。“太行中学校”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在初升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学校门口的彩旗和欢迎各界来宾参加太行中学五十周年校庆的横幅标语在空中迎风飘舞。绿草鲜花，张灯结彩尽在眼前展现，好一派节日的气氛。

太行中学今非昔比，四十五年前的一排排平房校舍已无踪影，代之而起的是鳞次栉比的栋栋高楼和赏心悦目的草坪花池和青葱翠绿的小树林。曾经的巨幅塑像不再向我们挥巨手，而是文化圣人孔子的铜塑像矗立在校门口。看着他的莘莘学子们人丁兴旺、后继有人，想必他老人家心里一定格外舒畅又满足。

五月的太行葱郁神秀、气象万千，五月的上党，春风化雨、春潮涌动。太行中学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校园飞歌、人潮如海，五十周年校庆隆重举行。

迈进学校大门，迎接我的礼仪小姐把我引到来宾登记处。三十多张铺有彩绸的条桌接连一字儿排开，三十多位身佩采缎的小姐为宾朋造册登记。妙龄女郎一声声“同学”，让我觉得极不自然，我情不自禁地说：“不好意思，我比你们老师还要老。”礼仪小姐笑容可掬，一边为我递笔，一边说：“你是我们的老同学，老老同学，老前辈。”我胸中波涛汹涌，激动之余，一句废话，却也是一句千真万确的真话脱口而出：“我也年轻过。”接待人员显然理解我当时的心情，顿时绽放出一片灿烂的笑声。我不知为什么而激动，是为已逝的青春而悲伤，还是为十年的荒废而愤恨，或是为母校今日的艳丽而高兴？我说不清，道不明。只有热泪在眼眶中转动。时光流逝，岁月如歌，不知不觉中我们走过了四十多个春秋，有多少话儿要讲，但只能被无言的泪水掩盖。这里曾留下了我们多少脚印，留下了多少苦辣酸甜。看着这年轻人的海洋，我似乎也回到了年轻时代。

登记完毕，礼仪小姐把我送往教学楼五层聚会教室，边上楼梯，热情洋溢的礼仪小姐边和我聊天：“您是哪一年毕业？”我说：“我是六四级高四班，想当年，几乎每天下午课余时间都要搬运砖头，参加修建学校围墙的劳动。现如今，我们修建的围墙已了无踪迹。四十五年弹指一挥间。”我接着问：“同学，你是几年级？”回答我的是：“我是青年教师。”在我的眼里，青年教师和在校学生一样，都是年轻的一代新人。这里是年轻人的世界，我竟然连学生和老师都分不清。六十五岁的我判别能力远不如年轻人。

为我们准备的聚会教室布置得清新、亮堂，欢迎标语、鲜花扑面而来，给人一种亲切的温馨记忆。桌面上糖块、瓜籽满碟，清香的茶水冒着热气。“哇！我是第一个来到的人。”趁此机会，我先到校庆展览厅去参观。

我们高四班的毕业照在展览厅的墙壁上悬挂着，全班四十六个同学和任课老师的音容笑貌瞬间呈现在我眼前。我全神贯注瞪着眼睛仔细看，四十五年前曾是少男少女的我们，如今已是满头白发、满脸皱纹。虽然照片上的我们和当今就读的小同学一样青春靓丽、光彩照人，但现实中的我们青春早已远去，不禁使人伤感。更使我遗憾的是许多引领我们成材的恩师都已悄然离世，被一抔黄土掩埋，慈祥的面容已变成永恒的回忆。细细思量，禁不住使我热泪潸然。

三    相逢不相识

 正在展览厅浏览间，我的手机电话响了，是高四班班长冯保才打来的：“水保，你在哪里？我们在学校大门口呢！”“好！我马上就到。”霎那间，我箭步奔至楼底层，三步并作两步，疾步来到了太行中学大门外。环顾四周，一圈一圈站立的同学，我认不出哪个圈是我们班。我急忙打手机电话：“我在大门外，怎么找不见你们？”话音未落，一只大手拍在我的肩头。“就在你眼前，怎么能找不见？”哇！这是我们高四班同学？分别四十五年来，从电话的声音里，似乎我们都熟悉，但在见面的那一刻，我们彼此都不认得。在此之前，尽管从心里都明白，我们都老了，可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当今每个人的模样，名字总是和青春时的容貌紧紧地连在一起。事实上，四十五年前的青春身姿早已不再，一个个青春飞扬的小伙子、小姑娘都已变成了老头儿和老太太。岁月不饶人啊！面对惊诧的同班同学，我激动又心酸。毕业四十五年的同学聚会在这种再次相见的陌生、久别重逢的惊喜中铺展开来。

老班长拉着我的手向大家介绍：“这是景水保”，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向我伸出了手，异口同声地重复着我的名字。一个同学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不放，一个劲地笑着问我：“我是谁？”我盯着他布满皱纹的脸，思来想去说不出，心中对于他是不是高四班打着疑问。我反问：“你是哪个县？”回答说：“晋城市”，我还是猜不出，想不起。一个劲地瞅着他的脸，急切地想从他的笑脸上寻找四十五年前的青春痕迹。另一个同学告诉我：“他是你的同桌焦培俊”。一句话提醒了我，年轻时焦培俊的英俊形象霎那间在他花甲之年的脸庞上猛然再现。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为我的尴尬找借口：“啊!你高中毕业后又长了这么高，却这么瘦。你这是旧貌换新颜。”

全班七个女同学，这次聚会仅来了四个。不知是何道理，同样的四十五年，无论女同学的容颜怎样变，尽管当年的俊俏、苗条已逝，大伙却都能认出。

一辆小车戛然停在圈子附近，下来一位同学，一边笑着走来，一边向大伙分发香烟。他向我递烟时，我客气地说：“谢谢，我不会。”接着我问：“你是哪一位？”递烟者看着我微笑不作答。大概他也不认识我。这时身边一个同学大声告诉我：“杨民主”。我急忙拉着他的手，说：“啊!你就是沁源县县委书记杨民主。当了官，容貌也大变。”民主微笑着对我说：“水保，别提什么书记，在这里只有同学关系。”老同学的相见让我一阵又一阵地激动，高中生活的记忆碎片一幕又一幕地在我的脑海中呈现。在民主的提议下，我们到教学楼五层聚会教室坐下来，继续畅谈我们的离别情，诉说我们的相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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