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宿艾滋病家庭

     2004年1月中旬，离“年”很近的日子，笔者来到河南信阳市，这里有几十个“艾滋病村子”。1994年，河南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献血热潮，而这些艾滋病感染者，就是这场“运动”的牺牲品。 

   高粱店乡高湾村，刘铜厚夫妇俩都因此感染了艾滋病。

   通过电话后，他们决定先让我在信阳市等着，傍黑再把我接到村里，这是为了避免村委会的头儿知道了有记者进村可能带来麻烦；就在昨天，太阳坡村的女村长和几名警察开着奥迪把我请出了村，幸亏我有记者证、介绍信等，看架势被关进派出所的小号也说不准儿。

   见到刘铜厚夫妇，一眼便知是实实在在、憨厚老实人的乡下人。他们一脸的沧桑和茫然，使我更想了解这一对艾滋病夫妇的生活情况，本打算到家看看聊聊就走，最后决定留宿在他们家。

  我们稍晚乘坐开往高粱店乡小巴，在高粱店乡又打黑车进了高湾村，然后又悄悄地进了刘淳厚夫妻破烂不堪的家，他们的两个孩子因为父母的情况都住在学校。

   在没有暖气的冬天我才深切体会了寒冷的滋味。刘铜厚的爱人张林英弄了盆炭火放在我脚下，又急忙给我做饭。她从放杂物的柜里拿出半扇过年吃的半冻不冻的排骨。她说她非常高兴，要给我做一顿好吃的。自打他们有了这种病，家里就很少来人。她说“你还是北京来的贵客，高兴！”我分明看到她麻木的眼睛里含着泪水。

    张林英边干活儿边和我聊起他们不幸的遭遇。

       1994年，刘铜厚在当地某医院副院长的鼓吹和诱惑之下，加之当时广播电视对献血铺天盖地的宣传，他来到了信阳市的一家献血站，看到现场的场面他都傻了，人山人海都在排着队等候献血。“2002年11月，他检查出了艾滋病。他献血七次。可我就一次，也没有逃脱艾滋病的命运”。

    张林英把在大锅里炖好的白菜排骨又放入了一个瓷罐然后吊在了炭火盆，我们围坐在一起。她说：“别怕，这样是不会传染的。”于是她往我的碗里加了一块排骨。刘铜厚说：“吃完我领你去石板村，那里的艾滋病人多，有一个还是和她一起去的，也得上了。”

    虽然我感觉排骨有些臭味，但我还是微笑着面对着他们咽了下去，而且还勉强的再吃了几块排骨。他们看着我，一直在笑。

       吃完饭，已经晚上七点多了，外面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一条小石板路直通高湾村下面的几个村。这里离石板村有十几公里的路程，因为刘铜厚家没有自行车，也找不到其他出行工具，我和刘铜厚只能步行。一路上，我们俩虽然都无法看清楚对方，但一直在说着话儿，尽管心里有些害怕，但还是强做镇静。 

   在这个黑夜，不停的狗叫，四面起伏不平的山麓以及夹杂不明的怪叫，让我全身不停地发抖，我不停地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来勉强祛除内心的恐惧，但走了没有几里地连电话都无法打通了。

     我们紧靠着加快了脚步，狗在我周围拼命的叫，有的还往我们面前扑，刘铜厚一直挡着，怕我被狗咬着。他说他我习惯了走夜路。 

    到了石板村我们已经走了两个多小时的路，我看了手机上的时间，9：17分。

       不巧的很，我们要找的人去了外地。她的爱人和儿子在家。

        刘铜厚把我的来意告诉他，能否给我引见其他的艾滋病家庭。他说不行，如果让村干部知道就完了。刘铜厚再三说服也没奏效，我们聊了一会，看实在没有见到其他艾滋病患者的希望，时间也过了十点，我们起身告辞。十二点才走回刘铜厚的家。

       在刘铜厚家有一间不足5平方的小屋，一张算是干净的床，是刘铜厚的两个女儿回家住的，我被安排住在了这里。他们怕我冷又找来了被子。屋里冷得可以和北方初冬的外面相比。最让我害怕的是他们家养的那只猫。我想，如果这只猫有跳虫跳到他们夫妇的身上，然后又跳回猫的身上，这只猫不就成了“艾滋病猫”了吗？当时我没细想这些，还亲切地抱过它。此时，它依然在我的面前希望我再次抱它，猫在我的被上来回跑，我特别害怕，不敢熄灯，甚至也不敢闭一下眼睛，不敢翻身，生怕被里有跳虫跳在我身上。

        瞪着眼睛一直到凌晨5点，朦朦胧胧的月色下，我悄悄地离开了高湾村刘铜厚家，步行20分钟的路，到高粱店乡赶第一班去信阳市的班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