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报道，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份最新调查显示，30%以上的香港市民不能接受中国人大有关在2012年不实行“双普选”的决定。这个比例比去年年初的调查上升了将近10%。但有香港民主派议员对此项调查的部分结果表示怀疑。

香港特区政府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展开2012年政治改革的公众咨询，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就市民对政改的意见进行调查。调查显示，在受访的834名香港市民中，30.2%的受访者表示不接受或是完全不接受人大常委会否定香港2012年实行“双普选”。另有60%的人表示接受。

大陆在香港的国有资产投资的报纸《文汇报》、《大公报》大幅标题报道“调查表明，六成港人赞成人大普选决定”，不过，香港《南华早报》同一天却报道指出，虽然表示接受的受访者有60%，但是这个比例与2008年1月的同类调查相比，已经下降了12.2%。上一次的支持率为72.2%。

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12月就香港普选进程通过的决定还表示，香港2017年可以普选特区行政长官，立法会全体议席最快可以在2020年普选产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目前由800人的选举委员会产生；立法会有60个议席，但是只有半数议席由市民直接选举产生。在这30个直选席位中，泛民主派占了20多席。

中文大学的调查还发现，51.3%的市民认为应该放弃坚持在2012年实现“双普选”，就2012年的政改方案妥协以达成共识，这样才能让香港的民主向前发展。而香港立法会泛民主派议员刘慧卿表示，她觉得香港中文大学的调查很奇怪；“我看过他们的问题很奇怪，不是很直接问的。我们担心一些人出来做一些调查，要给一些证据，推翻我们争取在2012年实现普选。”身为民主党副主席的刘慧卿说，自己是民意代表，有市民的支持。据她了解，大部分香港人还是希望尽快实现普选。她说，尽管北京已明确表示，在2012年实现双普选是不可能，但是民主派依然会努力争取。她还补充说，尽管北京表示在2017年实现特首普选，2020年立法会普选，但却没有具体安排，民主党方面对能否在这两个期限内实现普选也没有信心。香港特首曾荫权，在递交立法会审议的施政报告中绝口不提获得2017年特首选举，以及2020立法会选举的的安排。刘慧卿表示，民主党认为政府这么做是不负责任；如果特首曾荫权无法让2012年的政改方案在立法会通过，那么，他应该下台。

亲北京的香港民建联议员叶国谦则说，中文大学的调查显示，大部分的香港市民还是希望循序渐进，实现民主。“我们的看法是，这显示香港市民倾向认同香港应该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发展我们的改革。我们觉得这个结果表明这方面的看法。”身为民建联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的叶国谦补充说，民建联自己上个星期对大约600人做了一个类似的调查，得到了差不多同样的结果。43%的人支持放弃坚持在2012年实现双普选，只有30%的人不赞成。

从事这项调查的香港中大亚太研究所副所长王家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有30%多的人不接受，但是应该肯定60%的主流民意。如果香港政府2012年的政改方案为2017年指明积极的方向，民众对人大的决定的接受程度会更高。他说，“我的判断是，民众对人大决定的接受程度与落实双普选，落实更大民主的发展会有一种互为因果的效应。如果2012年的政改无法通过，政府提出的方案太过保守，民众会质疑香港政府落实双普选的坚定性，因而对人大决定的信心也会下降。”

王家英解释了接受人数下降，不接受的人上升的原因，他认为这与经济危机以及香港政府最近的施政不得人心有关。他说，中央政府应该做到两点才能保持香港人对民主的信心。第一，重申2017年的普选决定是认真的，让民众对普选时间表有充分的信心。第二，与特区政府进行磋商，让2012年政改方案中的选举办法体现出更多的民主成分，以回应民众对民主的期待。

但不论怎样，“双普选”在香港民众的心中，占有重要位置，是确切无疑的。香港中文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黄伟豪教授撰文指出，特首曾荫权在最近一次有关《施政报告》的谘询会上，表明在年底的政改谘询中，政府只会提出2012年的中途方案，没有2017及2020方案，亦即人大常委淮许香港分别可以实行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年份的安排，也不会有普选的时间表。这不单是完全违背了曾荫权在竞选连任时对全香港市民所作的承诺，更加令香港的民主化变得遥遥无期，剥夺了一代又一代的政治权利，不断地延续由一个不民主政制下所催生的种种社会不公义。此外，还可能进一步激化香港社会矛盾。

由竞选连任开始，曾荫权便大声疾呼，会在他的任内和大家一齐努力，终极解决香港 “双普选”问题。人大常委虽然在2007年底通过决议，否决了2012年双普选，但却容许香港最快可以在2017年普选特首，然后在2020年普选立法会。想不到曾荫权食言，使到对香港人的民主承诺成了一张永不可能兑现的期票。黄伟豪教授指出，因为我们的特首曾荫权不需要再连任，他便可以不再理会市民的诉求，危害香港社利益。

政府透过传媒“放风”，解释不能在政改谘询中提出达至2017和2020的普选方案的理据是十分之薄弱，甚至是有点荒谬的。首先，曾荫权指自己没有被授权，但特首在修改政制的宪政角色其实早已在《基本法》及人大常委的决议中列明，所以这个理由可以说是无中生有；更何况任何有关香港政制的更改，最终也要中央首肯，曾荫权又何须担心会越权呢？他所缺乏的，恐怕只是一份真心和向中央表达香港人诉求的勇气。其次，曾荫权另一个同样似是而非的理由是，由于自己的任期将在2012完结，他不应制定超越自已任期的方案，因此2017和2020的选举安排应该交由下任特首定断。这又是一个歪理，若特首不应制定超越自己任期的政策的话，政府便应立即停止制定所有例如教育及基建等对香港有长远影响的政策。可能是曾荫权自己也觉得以上的两个理由有点牵强，所以还加多一个技术性的理由，就是一个较少变动的中途方案，较易在政治妥协中得到通过。可是，中途方案和终极方案并不需要互相排斥，而且香港根本没有一个政党胆敢公开不支持普选，终极方案比中途方案获得支持和通过的机会更大。

黄伟豪教授指出，回顾香港民主发展经验，在没有终极方案和时间表下，制定及通过中途方案，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危险。在欠缺明确时限和清晰目标的情况下，中途方案下的过渡安排，很容易慢慢成为既得利益，变了民主化的绊脚石。例如1980年代由殖民地政府发明的立法会的功能组别，本身是直选的过渡产物，但如今却几乎变成了挥之不去的长期制度。

香港的民主发展一向绝非无谓的意气之争，而是涉及香港长远和重大的整体利益。政改的迫切在于香港的政制和现实出现了严重的制度不协调，导致自回归以来长期出现认受性危机，政府和社会互相积弱和内耗的双输局面。因此，曾荫权将会如何处理今次政改，不止会决定了他在历史上，是飞往天堂还是跌入地狱。

而香港的民主发展，对大陆腐败、落后的体制，也是一面明镜。更有网民指出，1888年，当香港沦为英人之手的时候，原本苦难的国人的心情是哀伤与沉痛的；然而当它的阵痛过去之后，昔日曾使我们蒙羞的地方，现在不但成了大陆人人向往的天堂之地，更是插在当今大陆贪官心脏上，使它万劫不复的一根钉子。随着大陆进一步开放人民对香港的往来，越来越多的大陆人领略见识了在中国的土地上，可以建立另一种全新生活——民主与自由。

网民认为，当1997年的钟声在香港上空回荡的时候，带着民主与自由气息的香港重新回到了它多灾多难的母亲的怀抱。如果统治大陆的是一个充满谦和、凝聚力的民主制度体制，香港的回归定是一个锦上添花、愈善愈美的一件事；然而，闭关锁国的50多年里，大陆成了政治人物随心所欲的一块试验田，大陆人从精神到肉体也在它的高压扭曲试验下变了异。所以，香港的回归对大陆人民来说，如一阵几十年一遇的清风，是一件从内心喜阅、开阔视野的事情，而对于大陆体制内的权力人物来说，却是一个不得不接的烫手山芋，大陆的专制与僵化，大陆的妄自尊大的狂妄，都与香港所走的路格格不入。同时，贪官横行、腐败充斥，也让香港与大陆在“一国两制”中矛盾丛丛。

事实上，从香港回归大陆后，香港就成了一根时时碰触大陆贪官心脏的钉子。香港的司法独立制度，香港的言论自由与舆论监督体系，香港的廉政机制和公平自由的市场经济，都令大陆贪官“肝儿颤”。因此，虽然大陆许诺香港的民主制度50年不变，但大陆贪官在梦里也希望香港像大陆那一片片土地一样低眉顺眼。为了达到这个目地，就破坏许诺给香港人民的民主自由，不断将在大陆惯用也管用的手段，用于香港。从1997年至今，大陆贪官无时无刻不把这些恶毒的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

但流氓的招式往住是有局限性的；不在势力范围之内，也就失去了它耍威风的时候和地方，成为了过街老鼠。专制贪官，最疏忽的也是最不愿接受的东西，那就是民心。而如今，香港的民心，则使现今的香港成了专制贪官的“晾丑”之地。大陆人在贪官高压下过着忍辱偷生当“软柿子”生活，而几百万香港民众却不容专制贪官为所欲为。从2003年妄图钳制香港民主与自由的23条立法，到妄图收买香港立法委的位置，又到近来的准备暗杀某民主人士等等，专制贪官搞的无数次大大小小的阴谋诡计，不但都以狼狈失败而告终，更是成了世界级惹人注目的笑柄。同时，也让专制贪官们认清了被它一贯嗤之以鼻的民意的力量。

因此，中国人应该为有一个民主而自由的香港而自豪、骄傲。香港的民主和自由，像一支照亮东方的不熄的火炬，不但曙光般吸引着大陆民众，而且，还成为一颗钉住大陆贪官心脏的不朽钢钉。

然而，从选举制度来说，香港的民主制度还很不够。香港的人民，正在为此而进行艰苦的奋斗。毫无疑问，香港落实“双普选”，也必将会成为刺破专制体制的一把利剑，为整个中国的民主自由的实现，披荆斩棘，立下卓越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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