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民主模式基于一个所谓社会多元利益条件下的“现代政党制度”，即多元利益一定要由不同政党来代表，然后它们进行公开的竞争和博弈，最后实现利益的合理分配。但这种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率极低，因为其所需要的法治传统、相对宽容的政治文化、按照共同的游戏规则出牌等条件，在这些国家几乎不存在。我倾向于把民主建设比作开门，门可以推开，也可以拉开。西方文化习惯了推，强调不同利益的差异和对抗；而中国文化更习惯拉，强调不同利益的共生和融合，最后就是看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西方民主那一套斗争哲学把多少国家搞得四分五裂，所以我们应该在汲取各国民主建设经验的同时，多从自己的文化中汲收养料，探索用拉的方法来打开民主之门。
   

   我们还要思考一个更为本质性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公司采用一人一票来选CEO？因为这样做的公司就要破产；为什么没有一支军队采用一人一票来选最高指挥官？因为这样做的军队就打不了仗；那么一个国家搞一人一票会不会破产呢？这样做而破产的第三世界国家比比皆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两千多年前对此是这样解释的：这种制度预设人不分良莠，均行使同样的权力，结果就是“暴民”政治，要么选出了坏人，要么无法容忍好人。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整体文化和教育水准低下，政客往往只需与黑社会勾结就可以掌控多数票源，最后遭殃的还是普通百姓。

   那为什么西方国家搞一人一票而不破产呢？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因为西方国家过去不搞一人一票，它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没有搞一人一票。英国是18-19世纪的超级大国，到20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90%以上，还是不搞一人一票。英国搞一人一票是一战以后的事情了，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还是对选举权设置了很多限制，例如妇女要到30岁才能投票，牛津剑桥的毕业生有双重投票权等。

   现代化完成后的西方发达国家有几个特点：一是政治与经济已基本分开，谁上台都不大会影响经济，不大会影响普通百姓的生活；二是这些国家享有了比发展中国家多几十倍的人均资源，也就是说国家有资本去承受政治内耗了；三是中产阶级已经成了社会主体，中产阶级倾向稳定；四是西方精英阶层通过数百年的政治历练，已经获得了掌控国家主要资源和权力（如国会、金融、媒体等）的能力。这些条件满足后，发达国家终于开始搞一人一票了，在许多国家里这种制度更是演变成了“游戏民主”。

  “游戏民主”的特点是把民主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讲的话无需兑现，选民对此也表示理解，因为这是“竞选语言”，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选个演艺明星，选个美女，毫无政绩可言，也都顺理成章、无可非议。

   “游戏民主”使许多国家的民主品质迅速走低甚至恶化：第三世界贪官污吏通过贿选当政易如反掌；欧盟惊讶整个东欧20年民主化竟然没有选出过一位政治家；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冰岛的哈尔德政府，误读经济走势，主动放弃了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监管，结果整个国家就破产了。美国的小布什连任两届总统，结果领导无方，美国国运直线下降，还成了金融海啸的发源地和重灾区，世界也迅速进入了“后美国时代”。
  

    坦率地说，我认为一个满足于“游戏民主”国家将竞争不过一个致力于制度创新的“非游戏民主”国家；一个只知道“选举”而不知道“选拔”的制度安排，将竞争不过一个能够把“选拔”与“选举”结合起来的制度安排；一个只知道吃老本，视民主为游戏，而不知如何建立“学习型政府”和“学习型社会”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将越来越力不从心；一个不知“宏观调控”为何物的体制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可能要出局。“游戏民主”很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留下的家产，他自然可以继续“游戏”和挥霍，但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情况将越来越难以为继，而对于那些没有祖上留下家产的发展中国家，一旦成了宠坏的孩子，则无可救药。
  

   回到开头的那场讨论吧。那位美国学者接着问我：“你所谓的新型民主制度指的是什么？”我说：“我们还在探索，但其核心内容应该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他摇头，说：“西方不会承认这种民主。”我笑了，告诉他：“这没关系。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今天，西方还是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是不是要等到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候，你们再来承认？在民主问题上也一样，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中国实验和实践成功的就是真理。恕我直言，到时候还真不知道谁承认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