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情深意长

 二十多个老同学在聚会教室里围坐成一圈，一边磕着瓜子、品着茶香，一边海阔天空地侃着，虽然都是花甲之年的老头和老太，但那张张笑脸依然是那样灿烂，那声声呼唤宛如四十五年前。面对刚才还陌生，而一提名字就熟悉起来的我们，彼此都沉侵在过去的青春岁月里，心灵深处那份似已久远的同学情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让人感到温暖。相视而坐，早已淡忘的容貌、名字和趣事，又鲜活起来，似乎已逝的蓬勃朝气和青春岁月第二次光临，大伙又回到了四十五年前那天真烂漫的校园时代。

这纯真的同学友情让我忘却了现实中的尔虞我诈、虚情假意。在这个情比纸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愈来愈势利的时代，我们这个没有掺杂丝毫利益的同学聚会，让大伙儿好像来到了水晶般的童话世界里。

我们有道不完的前尘往事，有聊不透的离情别绪，有说不尽的沧桑喜悦。大家一起诉说所有的欣慰和苦涩，一起品味所有的艰辛和甘甜，一起分享每个人的成功和快乐，一起分担别人的苦恼和忧患。我们放纵地说着当年班级里某同学曾有过的恋爱和暗恋，开心地聊着各自奋斗了一生的事业、温馨的小家庭以及可爱、聪明的小孙子、小孙女，放肆地宣泄着对世事的不公。真有道不尽的话题。

毕业四十五年的同学聚会，让我们这些老头儿和老太婆像孩子一样将满心的喜悦不加掩饰地化作抑制不住的笑意，肆意地挂在了每一个人的脸上、眉宇间。这场面是那样地让人陶醉、振奋，让人心情激荡、刻骨铭心。

看到了钟保泉，高中生活中惊心动魄的一个镜头霎那间在我眼前浮现。在聚会教室里，我一边叫着他的绰号“胖堆”，一边来到了他面前，拂开他的衣袖，露出了他右手腕上留下的永久疤痕。那是高中一年级在化学实验室里做试验时，因一时的疏忽，他把水倒进了浓硫酸里，浓硫酸在与水的剧烈反应中，放出了大量的热，使水温瞬间超过了沸点。陡然间，水珠从浓硫酸中飞出。只听见一声惨叫，叫声处浓烟滚滚。全班同学吓得目瞪口呆，疾步奔到他面前。只见保泉的衣袖上转眼间烧出许多密密麻麻的小洞，他的手臂也被烧得鲜血淋漓，被紧急送往医院。他用自己的皮肤，无意地给全班做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化学试验。他的惨叫声让我们班每个人都牢牢地记住了“只能把浓硫酸往水里倒，不能把水往浓硫酸里倒”的铁的化学规律。它的道理在于少量的浓硫酸进入水中，虽然也要放热，但因水的体积大，不至于让水温达到沸点。反之，出现危险。将近五十年过去了，我们把这惨痛教训当做重要的化学知识，融进了每个人的血液中，扎根在每个人的脑海里。

                         五    怀念亡灵

我们谈起了有着讲课高超技巧的化学老师赵崇印。曾记得，无论在课上还是在课下，他总是面带微笑，把枯糙的理论知识讲得有趣、迷人、易记忆。他燃烧自己，奉献青春，为我们的人生点亮了一盏盏明灯，在我们人生的关键时刻，把那么多的同学送进了高等学府。他是我们当之无愧的恩师。

祸之来临，急如迅雷。就是这么有智慧有能力的好老师，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被斗，遭受不间断的残酷折磨和侮辱，最后他在单身宿舍里含着极大的悲愤，硬是用榔头砸碎自己的脑壳，了结了他三十几岁的宝贵生命。同学们赶到现场，只见屋子的墙壁上溅满了血迹和脑浆......惨不忍睹。至今健在的九十岁高龄老校长郑云萍，当年在挨斗之后，痛苦地跳进水井里想自杀，被救起，接着遭受更严厉、更残酷的批斗和肆虐侮辱。听到这些悲愤的消息，我们兴奋激动的心中就像烈日当空骤然间来了一场冰雹，让我们火热的心猛然间降到了冰点。

恩师的苦难和不幸禁不住让我心酸，我情不自禁地又想到了我自己。我的生命虽然闯过了文革关口，但这四、五十年的生活道路却充满了艰辛。生活的海洋中随时都有狂风恶浪，我在愁云惨雾中挣扎着，经受了一次又一次挫折和磨难，饱尝了人间的凄凉和无奈。这不堪回首的一切都缘于文化大革命。文革前，我从太行中学毕业，文革结束三十年后我们在太行中学聚会，这样的同学相会理应和文革毫无关联。但现实中，文革给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伤害和阴影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在聚会的教室里，我下意识地突然间发问：“班主任赵官印老师为啥没来？”许多同学的视线一起射向我，对我的提问却无人回答。此时，聚会组织者秦珍同学轻轻地走到我身边，俯在我的耳边低声对我说：“不好意思，赵老师去年去世了”。我的心又一次颤抖起来。虽然还想知道其他老师的消息，但我再也不敢主动问起。同学聚会在引起我对青春美好回忆的同时，也让我尝到了伤悲的滋味。无情的流水岁月夺走了我们的青春，染白了我们的双鬓，送别了我们的恩师，让美好的时光一去不回，真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高四班文体委员杜欣，他是长治人。从兰州大学毕业以后，在科技生产的岗位上拼搏了一生，可以说硕果累累。几年前，在例行的体检中他偶然发现自己患有不治之症。在无奈之下，他从容面对。当他知道自己不久将告别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时，他留恋与他朝夕相处的亲人，留恋自己为之献出毕生精力的工作岗位，他更留恋的是同学间的深厚情谊。他千里迢迢，从甘肃回到故里，到昔日的老同学家逐户进行拜访，谈自己温馨的小家庭，谈祖国的欣欣向荣，谈自己从事的辉煌事业，谈同学间的意长情深。为了不影响同学们的欢乐情绪，他谈笑风生、诙谐幽默，只字不提自己有病的身体。在与同学相会的场合中，他不止一次地纵情高歌，借着缠绵的歌声，倾吐自己的恋恋不舍。当时被拜访的同学谁也没意识到他是重病在身。在他回单位三个月后，传来了他逝世的消息。这时候同学们才如梦初醒，原来杜欣同学是专程来向我们告别的啊！噩耗所到之处，无不使人伤心惋惜。

记得从太行中学毕业时，杜欣送我上火车。站台上，我们彼此脸上都挂着泪水，心里酸酸地哽咽着互道“再见”。当年的情景还恍若眼前，岁月却匆匆过了几十年。想不到那一声“再见”，竟是我俩间的永别语。

杜欣临终时只有六十岁，若没有病魔偷袭，他至少还可以再活二十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国家落后，我们的生活贫困，但这些奇奇怪怪的疾病却很少遇见。现如今，我们的社会繁荣了，我们的生活富裕了，而这些并不多见的疾病却肆虐地横行在我们身边。净化我们的生存环境，捍卫我们人类这唯一的蓝色星球已是亟不可待的事情。

我们班四十八个同学中，已经有十个离开了人世。听到这些消息，在为之扼惋叹惜的同时，也为我们自己震惊。四十五年的冬去春来，夺走了我们的青春容颜，沧桑了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太阳已不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冉冉升起，也不是烈日当空的如日中天，而是斜挂西天的夕阳西下，再也不会有下一个四十五年。人生如此短暂，怎不让人感慨！我在留言簿上写下了“悠悠岁月，四十五年弹指一挥间，在太行中学的三年青春时光，令我终生难忘”。这是我心情的真实写照。

                                        六    看望郭老师

 在这次同学聚会的组织者秦珍的提议下，我们从聚会教室到接待室与郭裕怀老师以及他的夫人、我们的外语老师张庆淑见面。郭老师含笑坐在沙发上，容貌比担任山西省副省长时在电视屏幕上苍老了许多。张庆淑老师四十五年前高挑的身材，风姿绰约、妩媚动人，而如今却是老态龙钟、满头银丝，岁月在她历经沧桑的脸上刻下了道道皱纹。若不经人介绍，无论如何我都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当年的张老师。我说：“郭老师，张老师，我是高四班景水保。”“记得，记得，好。”闪光灯把我和郭老师握手的那一刻永久地定格在了胶片上。

郭老师是我们的生物老师，曾是太行中学的团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也曾被打成走资派，和学校其他负责人及众多有才华的教师遭受游街、批斗，有一次在黑帮的队列里唱“我是黑帮歌”，因不记得歌词，跟着哼哼，让造反派发觉，被拉出队列罚单独重唱。俱往矣，不值得回想，更没必要让文革后的年轻人知道这些匪夷所思的往事。

从会客室里出来，对两位老师的苍老，怜悯自心底油然而生，我心中翻腾得更多的却是伤感和心酸，自然规律是那样地残酷，风霜岁月是如此无情。其实我们自己又何偿不是如此？看到久别的老师和同学，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愫弥漫在我的心间。青春是那样地美好，人生是这般短暂。在聚会中，我们看到了别人，也联想到了自己。刚从太行中学毕业时，我们是热情奔放、青春飞扬的十九岁青年，今天回到了母校，我们都已接近了古稀之年。在母校五十周年校庆的氛围中，我十分怀念、留恋已逝的青春时光，不由得想起了一位诗人的诗句：“百金换骏马，千金买美女，万金求爵位，青春何处寻？”岁月如流水，何时复西归？还是当过县委书记的杨民主同学刚见面时说的一句话很有道理，同学聚会，不论钱多钱少，不说是官是民，只要今天能来到这里，就比什么都好。

我们是母校的第二届高中毕业生，虽然为建设校舍献出了我们大量的课余时间，但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升学率达百分之三十。我们的下一届高五、高六班，升学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六。213班全班62名，升入高等院校者59名，其中有四名被清华和北大录取。顿时，太行中学的名字响彻上党盆地。我真为母校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第四届毕业的高七、高八班，在这支优秀教师队伍的带领下，乘胜前进。按规律升学率应该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当时，绝大多数考生都不为考上考不上而忧虑，他们追求的是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就在他们情绪昂奋、整装待发准备上考场的六月中旬，学校的大喇叭里广播了“高考推迟半年”的中共中央通知。接着，两派斗争，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学校领导班子瘫痪，育人的学校圣地变成战场，整个国家陷入了泥淖之中。半年之后，再没人顾及“推迟半年”的承诺。从此在校学生的学业无端荒废，理想之帆在动乱的漩涡中彻底迷航。一直到两年后，历史老人把这一批优秀的高中毕业生送进了上山下乡的广阔天地。我弄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在接着的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年代里，这一批名副其实的高中毕业生竟无一人被幸运推荐。尽管十年后恢复了高考制度，终因年龄、家庭等多种原因，让这批人在高考面前无奈地选择了放弃。今天，这帮人也已进入了花甲之年，他们对文革这头怪兽的怨恨和愤慨，我们完全能够理解。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