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2004年开始在人大附中教日语。一天傍晚放学，高中楼一层大厅，我跟另外一位年轻中国籍教师边聊边走。同学们穿着校服，背着书包，有的大声聊天，有的吃零食，有的谈恋爱，纷纷离开校园。我感觉很孤立，几乎没有一个学生理我们。

我问旁边的老师：“他们怎么回事，面对着老师，连‘再见’都不说？”老师回答：“现在的孩子都是这样的，忙他们自己的。”忽然，有个女生边跑边向我们摆摆手，快速说：“拜拜！”打招呼的学生只有这一个，用的是英语。老师说：“那是马来西亚的留学生。”

应该说，这些学生严重缺乏礼仪——不懂得礼仪，或者懂得却不执行。回想一下，如果我在日本这样，一次会被警告，两次以上会被认为“素行不良”并影响学业成绩。多次不改，家长就要被叫到学校，跟班主任、孩子一起“三者面谈”。依然不改，就有可能被开除了。在日本，学生至少要对老师说“再见”，基本规则是带着鞠躬，最好的姿势为45度。我当时是体特生，这方面被要求得很严，不仅对老师，对师兄、师姐也要那样，一次都没有错过。师弟师妹也对我这样。

日本的小学生从一年级必须上“道德课”。记得我那时是每周六上午上两小时。教学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老师讲道德、礼仪、做人，把道德对做人如何重要灌输给小孩子。课本素材几乎都是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思想，孔子、孟子、老子、韩非子、孙子等，仁、礼、忠、孝等都有。第一节课往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师会问：“如果你的朋友偷了你的书包，大家欺负你，你会高兴吗？”我们一起大声喊：“不高兴！”老师接着讲：“那你也不要对朋友那样，明白了吗？”我们回答：“明白了！”我们读中学时，也主要在语文（古文、汉文）课上接触诸子百家，直到占高考语文考试四分之一（50分）的“汉文”。如果说日本人对中国古代史和思想有着比较多或深的了解，起点在这里。

另一种是实践，学校会安排学生到养老院、残疾医院等地接触并照顾弱势群体，尽量沟通，学会相处。比如，周末早上，一个班（30人左右）分两个组，一组去养老院，大概3个人成一小组，陪一个高龄者散步聊天，打牌，帮助他们读书；另一组去残疾者学校，提前学习“手语”，用它跟残疾者沟通，一起吃饭，度过半天时光。

据我的经验，中国的中小学老师似乎不怎么讲道德的意义，学校也没有开设类似的课程。学校的课程安排及背后的体制背景，确实影响着年轻人礼仪道德的相对滞后。

不过，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学校教育毕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高中，主要目的还是实现升学，让孩子们提高竞争力，最终成为社会人。

教育必须由分工完成。学校教育如前所述。它和包括媒体报道、政府宣传在内的社会教育，主要是使孩子学会“做事”。而培养孩子如何“做人”，则是家庭的责任。

我经常看到中国家长对孩子过于宽松或溺爱。比如，小孩在地铁里吃味道浓厚的汉堡包，大声说话，站在椅子上跳舞等，作为一个社会公民，这是绝不应该的。但家长却一点都不在乎，还以“我孩子真可爱”之类的态度向周围张扬。小孩子不懂事可以理解，这就要由家长主动处理。如果在日本，家长会趁机在公众场合好好教训一顿，让自己的孩子直接体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若在我家，父母当场就打我屁股，让我在家门外站着反省一个晚上，并“断食”一天。

连基本对错都分不清的孩子，其未来走向是相当可怕的。家长们除了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也应该多花点时间和精力，教育孩子学会如何做人。因为高考有可能决定一个中国人的职业，而能否做人更有可能影响一个中国人的人生。孩子是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的。家长做好人，永远是个前提。

此文发表于《南方周末》“自由谈”2009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