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理论失误的根源来自谁？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被热情洋溢赞颂的民族关系，无法掩盖中国民族关系中的严重问题。除开历史上的问题不说，1949年以来西藏叛乱、甘南叛乱、最近的新疆问题等，无不证明着民族大家庭的家务矛盾不容轻松，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必须反思，做出修正，不然，仅用经济、政治手段，根本不可能跟不上解决问题。学习列宁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乃失误根源。

列宁认为：将国内少数民族从沙皇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独立自治的国家，是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也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相吻合：“俄国无产阶级若不在现时就彻底地和‘无条件地’要求让一切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有从俄罗斯分离的自由，那它就不能领导人民进行胜利的民主革命（这是它的最近任务），也不能同欧洲的兄弟无产者一道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并不是脱离我们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来提这个要求的，而是因为不把这个斗争同所有民主问题，其中包括民族问题的革命提法联系和结合起来，这个斗争就始终只能是一句空话。”列宁同时认为，给予各民族自由，并不是空洞的，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根本的是要对少数民族权益尊重，克服大民族沙文主义，让各民族有自愿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我们要求民族有自决的自由，即独立的自由，即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实行经济上的分裂，或者想实现建立小国的理想，相反，是因为我们想建立大国，想使各民族接近乃至融合，但是这要在真正民主和真正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没有分离的自由，这是不可想象的。”（ 列宁：《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1915年10月16日以后，《列宁全集》27卷，第85页。）可见，列宁并不主张多民族的大国分崩离析，他明确指出：无论如何，大国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而允许自治和分离，对于将各少数民族留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内具有根本性意义。因此，“民族自决权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独立权，即在政治上从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愈接近充分的分离自由，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1916年1—2月，同上，第257页。）亦即民族解放，发展少数民族各方面的事业，是增加苏维埃政权对各民族凝聚力的主要措施。据此，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允许各少数民族建立共和国，并在自愿基础上，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受十月革命直接影响在中国产生的共产主义者及在俄国帮助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基本沿用了列宁的理论。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规定的最近目标中有：“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认为这才是中国“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36页。）中共三大沿用此说。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各弱小民族有建立同中国脱离、建立自己承认的独立国家的权利；有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自治区域的权利。中国苏维埃政权要努力帮助弱小民族实现民族解放，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

   上述民族自治、自决政策虽然以后被完善成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但脱离国家自治、自决概念的影响一直很浓厚地存在着，成为每一次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搞分裂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