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道德教育初始是由宗教教育承担的，时至今日，宗教教育虽经历了世俗化的改革，但是其对道德教育的影响还是很大。 

一、神圣性

北京师范大学檀传宝教授在《宗教信仰与宗教道德——兼论学校德育的相关问题》一文曾系统解释过宗教道德的神圣性的具体含义。他认为道德之路的神圣性表现为宗教信仰对道德生活准则自上而下的“核准”和道德生活对信仰对象自下而上的道德追求。所谓宗教信仰对道德生活准则的“核准”，实为道德生活寻找绝对或终极价值的支持，只不过在宗教中，这种绝对价值的支持表现为神对人的规定而已。例如耶和华于火中降临西奈山顶，召摩西上山传授十诫，并通过其向教民宣讲教规和道德禁律。他把这称之为自上而下的核准。

同时他认为自下而上的核准也有其逻辑性。“我是被派遣来完成道德的”——不管穆罕默德真的说过此话没有，不同宗教中超验者也的确是道德上的完成者。他说：“实际上，穆罕默德、耶稣、释迦牟尼都是一种道德完善者的象征。神是人本质的异化，所有一神教体系中都存在人把自己的全部本质对象化而形成的全知全能全在的神。神作为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面对现实中的人时，就会使人有一种对现实人性的不满足感和向上的趋动或追求(成佛、成圣等)，不断追求自身的完善以求成佛、成圣等。这一过程一方面是信仰的实践过程，另一方面也就是道德人格不断完善的修身过程。自上而下的核准让人觉得自己的德行是听从神的指引；而自下而上的追求则是走近神之境界。前者使人有一种德行的信心，后者使人有一种修养的至境。两者路径不同，但是信仰者都在自己的道德实践中分享了神性，因而会产生一种主观上的神圣体验，而这一神圣体验即是让信教者有了生活上的意义体验。因此，神圣体验不仅会提升信徒的价值生活质量，而且会从内部强化进一步成为践行道德原则的动机。”

檀传宝教授对宗教道德神圣性的解释和分析，对于今天我们的学校德育有很大启发和借鉴意义。正视目前学校德育效果不是很理想这一紧迫的现状，虽然国内很多专家学者都从社会历史、现实、国际大背景及青年学生的自身生理和心理等原因给予了合理的解释，可是从德育的最终目的或实质来看，与当前学校德育缺乏理论内容、方法的神圣性解释有关。缺乏这种精神意义上的神圣性，德育效果自然不好。从宗教教育对其信仰者的对“上”和对“下”的神圣性的培养带来信仰者内心的遵从出发来看待今天的学校德育的神圣性的缺失，应该培养学生对美好道德的神圣性的追求，而这种精神的境界的归依是道德自由阶段的重要体现。

道德只有在人们心中是神圣的、崇高的，人们才会自觉践行。道德教育也应该注重培养道德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性，否则道德教育和道德本身就会失去尊严，也会失去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因此真正的道德境界该是道德达到自由阶段，这样一个从无律、他律、自律到自由的阶段是人类道德追求的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而达到真正的自由带给人的是快乐是无限的。尽管学校德育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宗教道德教育，但是在如何使道德学习主体获得价值信仰的信心和道德实践的神圣性等机制方面有相似之处。

现代社会在破除迷信的同时，往往有一种庸俗的唯物主义倾向，将许多反映人类尊严的价值还原为赤裸裸的现实利益关系和对感性生活的追求，其结果是使道德生活和道德教育成为仅仅局限于日常生活的游戏规则的确立过程，缺乏深层次的价值归依，从而使道德教育成为一种非精神的运动，这是现代道德教育的最大病痛。因此，不少教育学家呼吁道德教育要“回归宗教”教育，虽不能说应该全面接受，但如果从这一特定意义上讲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精神性

西方早期的道德教育主要是宗教教育来担当的。

宗教教育的精神性内在地包含了对人生的关照。

檀传宝教授认为，首先无论“天堂”的奖赏，还是“地狱”的惩罚，其奖惩的方式都是精神性的。因为人生在世，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结局。直面死亡，人就必须考虑自身在虚无中的状况。所以死后的奖惩是虚幻的又是极端的，它使人的精神无处逃遁。而那些相信天堂、地狱存在的人，就可以凭此终身行善，即便未来的奖惩是虚幻的，其心灵也仍然是有所寄托，其行为也必然是有所规范的。其次，天堂、地狱、最后的审判等还有精神的“极值性”。如B·威尔逊说：“再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宗教的目标是极值性的，它的实现没有极限。宗教的任务不是使人们达到那个目标，而是使人们充满希望地走过人生的旅途。”

宗教对人的终极关怀层面毋庸置疑。而目前德育中基本的关怀都不够，尤其大学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心理距离很大，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中的解惑越来越少了，何谈终极关怀，尽管如此，终极关怀也不能局限在哲学领域的反思，必须付诸实践。

反思当前德育突出的问题是德育目标缺乏精神终极关怀。德育在其目标上大多重视“规范”教育，而忽视“关怀”传达。

麦金泰、弗罗姆都指出过，在西方社会，“自我中心”放弃对人格心灵美德和终极关怀的追求，强化防御性外在规约的外在偏执，似乎现代道德蜕变成一种纯形式的消极性规范，甚至是某种纯法律、纯商业性的契约。然而，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减轻其沉重的精神负担，反而成为日益严重的现代社会病，如人格商品化、精神分裂症、实利主义、自我定向等等，使人们心灵困惑和精神忧虑日益严重。

郑永廷教授在《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一书中把这种现象称为思想道德外在化的趋势。这种现象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不同程度上存在，人们往往把思想道德作为外在行为的一种规范，而不是把它作为人的内在的需要，甚至把它作为获取物质利益的工具，而不是人生的一种美好崇高的信念。

也许与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社会公共规范的严格遵守是集体主义的要求，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经济生活并不富裕，人们偏重追求物质利益是可以理解，就需要用完善的社会规范伦理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把道德作为维持人们之间良好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工具，而尚未把它作为内在真正的美德追求。反映在道德教育上，灌输的是完善的社会公共规范要求。

此外，复杂的人际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淡漠，全球化条件下，多元价值取向与一元价值理解的矛盾。这些矛盾反映在道德教育中表现为过分地强调规范伦理，忽视内在价值信念及伦理的追求。

摘自：《从西方宗教教育特性看我国德育》作者：郭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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