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文章说，中国国际问题专家、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倪世雄与另一名学者沈本秋撰文警告，2012年和2016年将是美国介入香港政制的关键时期，建议北京政府重视“爱国者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原则，以及推行《基本法》第23条，避免香港发生“颜色革命”。 由去年至今，倪世雄与沈本秋分别在大陆多份学术刊物，联名发表了三篇论文，分别为《美国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现状与趋势》、《国家理性、跨机构政治、社会力量与对象特征——美国介入香港事务的原因分析》，以及《试论美国非政府组织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介入》，详细分析了美国势力介入香港事务的现况和未来趋势。而香港特区政府年底就2012年政制改革方案咨询公众，香港很可能在2017年及2020年实行“双普选”。 倪世雄与沈本秋的文章提出，香港回归以来，美国从香港的政制发展、人权状况和高度自治三个层面介入一国两制的实施，通过颁布文件、外交施压、公开声明、利用媒体制造影响、支持香港反对派和资助非政府组织多种形式介入香港事务。 文章认为，为了稳定中美关系，美国正在逐步减少官方对香港事务的介入，但是基于在港利益，美国未来会继续加强对香港反对派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就具体议题而言，2012年和2016年将是美国介入香港政制的关键时期，美国将重点支持香港“反对派”准备参与选举。文章称，“2012年既有特首选举也有立法会选举，2016年则有立法会选举。2017年和2020年民主选举能否顺利实施将取决于2012年和2016年各方达成共识的程度，这也将是美国和香港反对派尽力要价的时期。” 在人权方面，倪世雄与沈本秋在文中认为，美国一直批评香港立法会没有实现全部议席直选。鉴此，在2012年和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中，功能组别的存废问题将是美国介入的重点议题。另外，《基本法》第23条立法仍然没有完成，未来如果再次举行立法活动，美国必会继续阻挠。 文章还提出，美国在《美国—香港政策法》中将香港定位于独立于中国大陆的半国家行为体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员，而在美港经贸关系和多边经济关系中享受美国的优惠待遇。随着未来粤港经济逐渐融合，中国大陆与香港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两者最终会融为一体。在此背景下，美国将如何评估香港在美港双边和多边经济交流中的地位，对未来的香港、美港关系甚至中美关系都十分重要。文章称，“1992年的《美国—香港政策法》在2007年已经到期，美国已没有评估香港特殊性和自治程度的法律依据。但是美国国内目前出现了要求重新立法的声音。” 据香港《明报》报道，清华法学院副教授程洁最近撰文称，由于香港政治环境自2003年之后出现变化，中央已改变了“河水不犯井水”的对港态度，制定出新的香港政策。她说，根据这个新政策，中央变得更积极参与香港的政治发展，如果说以前的政策较为偏向“两制”，现在的政策则更注重“一国”。而此前不久，中联办研究部部长曹二宝曾发表文章，提出应在香港再成立另一个权力核心，要以“京港共治”取代“港人治港”。 香港的中国事务评论员、前《南华早报》中国事务编辑林和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首先回顾了2003年后香港政治环境的变化。他说， 2003年7月1号，超过50万港民示威游行，要求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加快民主步伐；这是一个震撼性的活动。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开始感觉到北京干预香港的政治发展，而且在香港的地方选举方面有或多或少的介入。对所谓的民主派人士开始打击或批评。从北京的角度来讲，北京觉得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有些类似在前苏联国家如吉尔吉斯斯坦和格鲁吉亚发生的“颜色革命”。认为有一些国外势力要渗透进香港，鼓动香港的一些人反对北京，把香港作为一个所谓反对社会主义的基地。中联办研究部部长曹二宝撰文，说除了特区政府的一套班子以外，中央政府有必要从北京或其他地方派干部来香港成立第二个梯队或是第二个管制班子；这个文章在香港引起很大震动，批评北京干预香港的事务，违反了一国两制，香港高度自治的精神。一般的香港居民对前途感到担忧。 林和立指出，他的这种提法让人怀疑“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行不通，与邓小平当年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时所说的“港人治港”相违背。虽然邓小平在80年代和90年代提到香港在97年以后所谓50年不变，可见“一国两制”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北京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做出的一个长期的、起码50年管用的大政方针。可是，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香港对大陆经济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北京政府对香港特区政府的管制班子的信任程度也在降低。所以，他们觉得有必要增加一个由北京干部为主的管制香港的班子。 其实从北京否决了香港在2012年实行一人一票普选特首之后，香港人就感到非常的无奈。毕竟权力掌握在中央手里面，而且香港无论是经济、民生还是其他方面对中央政府的依赖越来越大。所以，尽管香港市民对香港政治发展，尤其是民主步伐的前进速度不太满意，而且忧心忡忡，可也没有什么办法。尤其是自从去年年底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港人对北京中央政府和香港的关系目前还是注重经济，希望香港能够透过北京的帮助渡过经济难关。但尽管如此，“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石之一，如当局动摇它，其实就是背叛其历来高调贯彻执行的邓小平理论。 凡长期跟踪观察香港政情的人士都可发现，主权移交12年来，“港人治港”的内涵正在逐渐缩小，而“京港共治”的意味则在逐渐增强；这其中的转折点发生在2003年7月。当时50万港人上街游行使北京看到，香港蕴藏着深刻社会矛盾和外部势力介入空间。因此，北京一方面实施经济挺港措施，另一方面着力介入香港事务。分析家认为，香港回归中国后，多年来经济不景气，亟需依靠大陆帮助，而大陆虽发展日新月异，但从本质上仍未摆脱威权政治色彩。因此，“港人治港”走向“京港共治”，似乎是香港一个难以摆脱的宿命。 “港人治港”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但香港“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这个标准清楚地表明，爱国和爱港是统一的整体，不可分割。香港主权回归12年里，无论在经济、社会还是在政治领域都风云不断。其中，民主派围绕香港民主化和普选问题上的争论，却没有脱离爱国爱港，没有人要出卖香港主权；与其说民主派是与北京之间有争执，不如说是对民权的执着。香港要民主普选，是为进一步还权于民、还政于民，让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要“投靠外国势力”，将香港交给外人。如果将这种行为称之为“颜色革命”，只能说明某些人专制本性的专横与虚伪，以及他们与民权的对立程度是多么地严重与难以自拔。 顺便说一句，台湾若象香港一样回归中华大统一的怀抱，是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大陆人孜孜以求的梦想。可是，大陆官员却不断给人以僵化思维主导两岸事务的口实，令人担忧。比如，此前有大陆高官指责达赖喇嘛赴台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并自鸣得意，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达赖喇嘛打下去。其实，达赖根本就不是“外来和尚”，而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和尚。并且，还是早在1954年就出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第一位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本土大和尚。只是1959年他逃到印度后，被印度当成了“外来和尚”而已。达赖喇嘛到台湾，应该是回家、回国、回本土，却被大陆高官违背史实地骂做“外来和尚”。要知道，只有印度政府的官员，才可以这样骂他。达赖有问题应该批判，但违背史实、为了批判而批判，就会适得其反。 其实，“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在中国大陆，早就是圭皋了。大陆长期奉为神灵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前两个是德国犹太人，后两者是俄国人。这四个“外来和尚”的经文，在中国被简称“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后面有个“毛泽东思想”，但如今执政者“马列主义”经文还在念，“毛泽东思想”的紧箍咒却很少提了。“毛泽东思想”后面又有“邓小平理论”，但是邓小平理论中“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似乎在“颜色革命”的恐吓下，也将变得亟亟可危。实际上邓小平当年为担心动摇中共的统治，提出了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第三条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今这四条坚持，到底还剩下多少“坚持”？有评论家说，现在除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还有所坚持外，其余的坚持都没有坚持住，也就无所谓“坚持”了。 说到“颜色革命”，其实中国执政党本身就多次进行过自我“颜色革命”。早在“马列主义”外来和尚的经文在中国革命中行不通时，就对外来经文进行了“颜色革命”，推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掌控全国政权后，不断的“反修防修”，也是其自我的“颜色革命”。改革开放，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颜色革命”，当时就有人痛哭流涕曰“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是让“红色江山变了颜色”。 建国60年里的后30年，对前30年在政治体制上有所继承，但在经济体制、人文思想上的革命，超过了任何国家“颜色革命”所能够带给中国的巨大变迁。“无产阶级专政”被“依法治国”取代；“打倒美帝国主义”被“中美国”取代，而“社会主义阵营”却分崩离析，仅剩的几个挂着“社会主义”羊头实则贩卖“专制独裁”狗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地球村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正如温家宝所说，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等人类追求的共同价值，不是美国和西方世界所独有。但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和西方世界率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求并取得优秀的成功经验。中国，在借鉴、学习美国和西方世界的“颜色革命”中，是世界上迄今最大的获益者。 迄今，世界上所有“颜色革命”的国家，还没有发现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比不革命前还要更痛苦的灾难。所有“颜色革命”的国家，都正在步入正常国家的轨道，人民的权利得到重视与加强。中国30年来的“颜色革命”，也说明“颜色革命”并不是洪水猛兽。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十七届四中全会议于9月15日至18日举行。媒体预期党内民主将是主要议题，还有可能在会中讨论大陆的阳光法案制度，即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北京消息人士指出，中共十七大时将执政能力、先进性建设、发展党内民主、代表任期制等重要内容写进党章，这意味着这些课题在今后的党建工作中将扮演重要角色。而关于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此前已出台过专门文件或进行过专门的学习教育，尽快部署推进党内民主，就被摆在更为凸出的位置上。据了解，下一步党内民主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完善党代会制度和代表任期制，完善党委全委会、常委会决策和工作机制，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和领导班子制度建设。中共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认为，中共现已形成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新理念，将党内民主提到新的地位和水平。 在某些人眼里，和当年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样，这恐怕也是一场“颜色革命”，因为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阳光透明照耀腐败暗箱，将使中国的政治焕然一新，明媚的景色将取代灰暗的视野。 不过，这场“颜色革命”，是执政党的主动革命。 主动革命，比被动革命要合乎潮流，要赢得民心。那么，专家学者又有什么必要用“颜色革命”来恐吓香港的民主化与普选追求？！大陆执政党的主动革命，是为民权、民主；香港的民主化追求，目的也是一样。对此，美国和西方“敌对势力”无法指挥、也指挥不动中国执政党和中国民众（包括香港民众）。 民主、科学和自由、人权，是世界潮流。所有企图阻挡潮流的言行，必败无疑。“颜色革命”不是洪水猛兽，以维护人民权利、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为目的之“颜色革命”，只会令贪官污吏心惊胆颤，如丧考妣。所以，一切“颜色革命”的恐吓，都是纸老虎，一戳就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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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一次次掀起风波，希望把香港从一个经济城市变为政治城市，变成具有政治色彩的“中心”或“基地”。
但是，爱国爱港的香港工商界人士，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他们反对“民主派”将香港“泛政治化”，不想经济繁荣的香港被这些吃“政党政治”饭的人毁掉。而对于只会鼓动游行、示威的政客，多数市民看得很清楚，知道这些人捣乱有术、解困无方，对于这些人所鼓吹的虚假民主，更是早就打心眼儿里感到厌恶。
尽管经历了种种风波，但香港特区在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坚决支持下，团结广大爱国爱港人士，处变不惊，沉着应对，及时推出了一系列舒缓民困、振兴经济的措施，始终保持了香港的社会稳定。
关于香港直选的事情 假如没有记错的话，香港民主派的叫法也是1997年后，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名称不是亲中的香港报纸或媒体叫出来的，这个称谓，就表示这个派系的存在就是以香港存在亲中央的势力为对手的，至于是不是为了推动香港民主进程在此不做评论。自其成立以后，其一直在鼓吹的是香港的特首与议员的直选，美名曰是香港人要求民主自治，这样与特区政府的名称与地位才相符。然，香港是在英国这个民主国家的旗帜下，发展99年而到现在的 ，在英国政府统治时期，从末看到有人要求香港特首要由香港人民在选举产生，一直是由英国女王任命的 这就奇怪了。在殖民者的统治下不要求民主，回家了到要这要那了 ，这是一副什么样的嘴脸。是欺负中国无人，以民主来吓唬我们？显然，这样的要求的动机不说险恶也是值得怀疑的
香港刚回来的不久，就碰到了亚洲金融危机，我想当时的香港一直是惶恐的，因为，在回归的恐惧之情还没来得及散尽，一个现实的恐惧就来了，而且是如此之恐怖（这么形容亚洲金融风暴不为过吧）。中央政府挺起了它 随后中央就是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的以期来恢复与发展香港经济．我想中央政府也是难做，不做香港一定就会没落，做了就是说你干涉．有想这是香港人很乐意看到的，没人愿意自己破产，而中央政府用非香港居民纳税人的钱帮了他们一个大忙 这个先放一边
香港民主派还强调的干涉就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对香港居留权问题的释法与香港特区政府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来制定有关维护国家安全法有关的规定．其他的不说，上述的释法与立法，都是基本法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做出规定来的，有何干涉之嫌！
综上，我看不出来香港的民主派是有民主基本教义的政党，它们的存在只是一种投机，并没在多大程度上代表香港人多大的利益。在一个需要发展民主的地方，在没有掌握革命力量的情况下，选择用对抗的方式来争取他们的民主，是可笑的。而他们所提出的政治议题是脱离了香港的利益，可以被认为是代表西方对于中国内政干涉需要而产生的．因此，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民主，真卖国的政党。
去年“七一”游行之后，中央政府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内，是否有人借“一国两制”的方便，图谋推动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实体，十分关注。事实上，一部分“民主派”政客，在言论和在行为上，已愈来愈迫近“港独”的临界线。
“民主派”的领袖们，不断与西方政治人物（特别是美国鹰派政客）呼应，把他们对香港和中国的负面批评，供应西方政客作为攻击中国和香港的弹药。民主党前党魁李柱铭等人，不顾中央的感受，亲赴美国要求美方插手干预香港事务，而且不顾基本法有关香港的国防及外交事务由中央政府负责的规定，与美国国务卿及国家安全顾问会晤，事后更没有公开说明所谈何事。刘慧卿等人应有台独倾向的组织邀请，赴台湾参加研讨会，在会中发表支持“台湾人民自决”的言论。这些言行，是勾结外在势力，出卖国家利益。
香港“民主派”的领袖们，一而再、再而三，动员民众力量，引入外在势力，攻击香港政府的管治权威及排斥中央对香港的主权。这些言论和行动，已有“港独”步伐的倾向，至低限度，显示这些“民主派”的领袖们，积极地引导他们的支持者，使香港和中国划清界限，抗拒加入中国大家庭；使香港人不认同中国，自成群体。中央疑心有人推动“港独”，并非空穴来风。
颜昌海
一个中国国籍的中国人；说点表达自己想法的话。说明：本博文章并非所有的都是原创，不少资料来自网络，经笔者筛选、加工、综述后独立成篇。欢迎引用和转载。——特别说明：应中国名博、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信力建先生的邀请，本人自2011年7月开始忝任“信孚研究院研究员”。目前信孚研究院院长为著名历史学家袁伟时教授，已聘请的研究员包括：宪政学者秋风先生，时评家童大焕、余以为先生，教育学者许锡良教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