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2009年9月12日《华商报》读书周刊）

2000年辞去在中石油的公职后，于卓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从那时起，“自由”的于卓将笔锋对准了“并不自由”的官场，从《互动圈》到《挂职干部》，再到《首长秘书》，官场的潮起潮落在于卓的笔下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一扇扇神秘的机关政治大门就此向老百姓敞开。

读书圈也流传开来：官场小说“南王北于”——“写厅局级以下的，看王跃文；写厅局级以上的，看于卓”。中国的官场文化为什么极具中国特色？于卓边写边思考。

◎说官场之关键

“大人物”不湿鞋身边人不敢扎猛子

记者：许多读者都把官场小说当厚黑学来学习，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作为作家，你最想让读者从你的小说中看到的是什么？

于卓：一般读者从官场小说里是学习不到生存秘籍的。在中国，民众为多数，官员为少数，而这些少数人的人性缺失、情色障避、生存取向、善恶把持、交易规则等才是一般民众所关心的。民众读官场小说，就是想从小说里还原自己在现实中的好奇心，从一种不透明、不确切、不稳定中，感知官员以及他们手中权力与社会诸多问题的对接程度。作为《首长秘书》的作者，我渴望读者能从腐败、堕落、渎职、自私、权钱交易这些东西的背后，看到现代人性疼与痛的对弈，看到官员们内心深处的涌动。

记者：似乎，官场中一些不起眼、但又无法忽视的小人物，往往就是这些潜规则最有发言权的知情者，同时也是厚黑学的高手。

于卓：你说的这个也算是中国当下的一种“特色”吧。只有当公权力过度私有化时才会造成这种畸形的人际关系。因为被切割的权力，很容易变成权力拥有者身边一些人行事时的杀手锏，飞快而无形。

记者：在中国，“首长”是很特殊的称谓。这次写《首长秘书》，是否也意味着，这个“秘书”与之前别人写过的“秘书”相比较为特殊？

于卓：“首长”二字，不过是一个称谓，但今天却给演绎得不同寻常了，耐人寻味。这是国情所至，也是国人心态所使。《首长秘书》里的这个秘书，之所以说与别人写的秘书不大一样，可能在于我写的这个秘书在官场上机遇把握得好一些，更深得领导心一些，理性意识重一些。

记者：秘书、司机，看似小人物，但在许多涉及官员的大案、要案中，却总会发现他们的影子。你是怎么看待这些所谓的官场小人物的？

于卓：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为了生存和生存得自在一点，大人物身边的小人物本能中也会滋生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自然反应。关键是大人物在河边走时湿不湿鞋？领导不下水，领导身边的小人物们哪敢光身往河里扎猛子？

◎说官场小说之热

官场是权力的集散地纳税人敏感关注合理权益

记者：鲁迅在批评清末谴责小说时曾说过，“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自10年前，王跃文写出第一篇官场小说开始，市面出现了几百种官场小说。说实话，大同小异的不少。对此，你怎么看？

于卓：官场自古有，社会自古在。而不同的是，每一个时代都会赋予自己独有的发展主题与社会面貌，尤其是当下中国的官场，七八年前与七八年后就不会是一个样，动荡与稳定的内容更替，所以说官场小说的现实性与批判精神才是这类小说生存关键之所在。有个性与责任感的作家才能远离跟风帮派，在公众舞台上说自己的话。

记者：著名作家陆天明曾说，不能把所有涉及官场的作品都归类为“官场小说”，揭露官场黑暗的才是“官场小说”。你同意这种说法吗？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你的新书《首长秘书》应该还无法贴上“官场小说”这个标签。

于卓：争论小说叫官场小说还是叫别的什么小说，我觉得意义不大，学术八股和商业行为好这么划分鼓捣，为形式费唾沫不是当下人的明智走向。小说其实就是一种书写出来的社会声音，受众感受这种声音的过程就是小说与人共鸣了，读者骂也好赞也罢，总之是读者被触动了，被小说触动了。至于说《首长秘书》是什么小说，我想说这就是一部贴近现实官场生态的长篇小说。

记者：“官场小说”热在国内持续不减，其主要原因是老百姓对官场有一种窥探的欲望，是一种官本位制度下的心理特征体现，你觉得是这样吗？

于卓：体制与公平问题，放大了老百姓对中国官场的窥视欲望。试想当下的官员个个都照那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去做事，咱老百姓谁还眼睁睁去扒这么一条缝隙看呀！官场就是权力的集散地，纳税人敏感关注是一种本能，更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合理权益的体现。咱中华大地哪儿都透亮，哪儿也就都是一是一，二是二了，盲人行进的步伐想必也能加快许多。

记者：官场小说受欢迎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中国社会存在问题也很多？

于卓：有目共睹，相信今后让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痛恨的诸多社会问题，也能像刚刚变得狠起来的处理醉酒驾车致人死地那样，往无期、死缓和死刑上收拾那些吃人民、贪国家、毁法律的败类。

◎说官场小说之功用

“官场小说”不是社会纪实文学为大众找到呼吸节奏

记者：最早的官场小说主题几乎是清一色的 “反腐”，但写到现在，一是似乎越来越八卦了，比如《市长司机》；二是官场小说模式几乎一样，只不过是所涉及的人职位、单位变了。但官场中的丑陋一面，比如尔虞我诈、权利诱惑、财色贿赂等一直没变。中国官场小说的创作遭遇瓶颈了吗？

于卓：为人民服务累心，贪污腐败黑心，两面三刀恶心，人不人鬼不鬼伤心，不得宠混日子闹心。这是一个官员朋友说给我听的，我写到了小说里。其实，写作的人把这几句话的意思写透了，官场里的东西怎么说都会丰富多彩，尔虞我诈、权利诱惑、财色贿赂等，这仅仅是一个方面。一堵墙封不死几条路，我觉得人性的力量比配，应该是官场小说里的重头戏。作者与读者都有些同情心，关照生存的空间自然就会大一些。

记者：在官场小说火热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能持久地让读者有谈论兴趣的官场小说并不多。一边是“大热”，一边是“速冷”。那么官场小说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于卓：新闻报道给予的应该是真实，一旦公开了就不好改道了，而小说完成的是艺术想象力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梳理，浮动的空间是新闻报道所不及的。新闻给人事实，小说给人回味。具体到官场小说，成败于作者对社会问题的理性把持与思考层面的贴切到位。写出善良的动力、希望的信心，官场的含意自然会有新的定义，到达这一步的时间长一点，我想也没什么关系，中国人的耐心还是信得过的。

记者：都说创作的源泉是生活，那么官场小说是实的还是虚的，或者是虚实相接的？你的官场小说创作思路是否就是来自于现实，并影射现实？

于卓：信则有，不信则无。文学不是亩产多少斤的事，不是导弹防空的事，也不是科技兴国的事，文学只琢磨人，活着的人，死去的人，远远近近的各种人，各种人的善恶和生死。就算文学具备一些功能，文学的社会功能也是潜在的，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历来有它自身的动作轨迹，随便搬道岔不行，那还能不出事？我个人认为，文学的底线在于写作者得为文学感动，得为人性付出真言，得为历史拷贝良知，得为大众的呼吸找到一种舒适的节奏。

◎说官场文化之将来

公务员热体现“人往高处走”官场文化将远离“病态”一词

记者：在中国，考公务员始终维持着高温热度，尤其是大学毕业生更是削尖了脑袋往行政机关里钻，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于卓：人往高处走，起码旱涝得保收，唉，这也难怪那些东一头西一头择业的大学生了，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择业时眼睛毕竟不是用来出气的，哪好哪赖哪有彩色，大学生们嘴上没谱，但心里有数呀！

记者：对于准备投身政坛的这些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吗？

于卓：大官做大事，也担大责，一步步往前走吧，千万别踩空，免得父母妻儿兄弟姐妹跟着你揪心。

记者：近期，云南省省委宣传部专门发通知，希望媒体在报道公共事件时，不得随意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在你看来，这昭示着什么？

于卓：水能载什么就能覆什么，不论是政府还是人民，明白这个道理就都没亏吃。

记者：近几年，一些既是“反腐作家”，又是政府重要部门官员频频落马，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于卓：28天写出28万字小说《位高权重》的原临海市城市管理局局长程凌征，写出百万字反腐小说《碎魂》的原四川省工商局局长李太银等，他们写自己的亲身经历，比官场文学作家的创作容易多了。今后谁再说这类人是作家，我一准跟他急眼。

记者：你如何看待中国的官场文化？

于卓：当下的中国官员，普遍患有隐性恐官惧失症。恐官——就是下一级当官的害怕上级领导；惧失——是指在工作中，担心得罪或是伺候不好上级领导而丢了乌纱帽。不过可以肯定，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官场文化会随着中国民主进程的加快，以及体制改革的透明而远离病态一词。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你所认知的中国官员和官场是什么样子的？

于卓：中国的官场最像官场，中国的官员最像官员。一个人在中国的官场呆久了，“官性”最终很有可能取代他的“人性”。这种改变是潜移默化的。于是，一些人在退出官场后，无所适从，郁郁寡欢。这一切就是因为他失去了“官”这个身份，再也回不到普通人的状态了。（本报记者 吴成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