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　　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

　　前段时期，《南方周末》刊载冯八飞《我的中国性格》一文，引起热烈讨论。该文认为，中国文化历千年而不坠，正是因为存在着岳飞、陆秀夫、袁崇焕等志士仁人，他们体现了一种中国性格，即浴火重生的顽强。

　　说实话，如果称这些历史人物为中国的脊梁，那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说他们代表了中国性格，就值得商榷了。性格是指个人而言，非指一个群体。我们可以根据性格分析，预判一个人的言行，这是因为性格表现了行为方式中比较稳定的个性心理特征。而一个群体则包含着无数不同个性，若是硬要说只存在一种正面的中国性格，那就只能像冯文一样，将历史上负面的人事排除在外，甚至将争啖袁崇焕肉的百姓排除在外。

　　显然，这样的表述只是一种理想的愿景，不是一种历史的态度。所以，冯文只能引用中国历史上的诸多悲剧时刻来证明其说法，而这些生灵涂炭的时刻，又无不证明了中国历史存在的问题。可在冯文看来，这样的时刻倒是证明了中国文化的胜利：“满清屠遍中国，也没能让中国人全盘接受满清文化，而中国文化没杀乾隆身边一个人，他却心悦诚服地全盘接受中国文化。”这种精神胜利法表明，由于要提倡中国性格，结果却将满清排除在中国文化之外，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说困境。

　　历经苦难固然能证明一个民族的伟大，但探讨苦难的原因并最终消除苦难，难道不是更有价值？将一切人类正面价值都赋予一个民族的性格，这当然很好，却没有多大意义。正面价值具有人类共同性，试问世界上哪个民族不是顽强、勇敢、坚韧和不屈不挠？因此，相较于“中国性格”，我更欣赏鲁迅等前辈知识分子关于“国民性”的提法，正如当年这个提法的内涵所昭示的，如果真有所谓民族性，构成民族独特性的往往是那些负面的东西，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如鲁迅所指出的国民对权力的逆来顺受，不懂得争取个人的权利，自己本是一个被统治者，却习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等等。

　　当然，这种国民性是由于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正视这种负面性，正是表现了一个民族所应当有的反思能力，要说中国人具有自强不息的精神，那就是这种反思能力，而不是别的。任何民族自信都应当是建立在反思的基础上，如果说中国今天变得富裕，那正是三十年前的全民反思所带来的结果，是摒弃许多传统思维或者“性格”所带来的结果，我们不能因为中国今天富了，就变得盲目自信起来，将近现代以降许多先驱对历史文化的深刻思考一概否定，更不能不看到中国今天还远没有成为发达国家，建立起现代民主宪政依然任重而道远。

　　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以总体性社会应对后发问题，其特征是国家动员力量极强，而民间社会极弱。高度的行政化管理使国家能在短期内完成大规模工业化，但同时也使得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较差。当整个社会资源从行政化配置转变为市场化配置时，强调重建总体性权力与社会，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及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目前某些地方官员滥用权力，损害改革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社会缺乏凝聚力，不是国民缺少“中国性格”，而是腐败带来的信任危机。因此，与其一味陶醉于体现总体性社会的“中国性格”，不如清醒地正视社会的内部问题，脚踏实地地从制度建设入手，这才应当是我们今天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