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拘回忆录（之二）

半夜醒来，难受。起来，开机写博。这些天，我时常失眠。

各位网友，我本是一个心理极其健康的公民。从1991年师范毕业以后，我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已经有19个年头了。

我知道自己非常有个性。这个性是我在读师范期间，刻意培养起来的，我追求个性。可是，因为我敢于维权，有些人千方百计地想从教师队伍里将我挤出去。在我因写博客而被传唤、刑拘时，有人肆意向公安机关诬蔑我精神有病，而且很严重！公安机关于是向我老实巴交的父母建议：“你儿子精神不太正常，你们给他申请做个精神鉴定，赶快把他‘捞出来’！”父亲于是在其法律文书上签了字。

在看守所里第三天，公安提审我时，向我出示了父亲的那份签字申请。我当时就知道了下一步……回到牢房里，我要求见管教，跟管教借来纸和笔，给家人写信，信的内容主要是：“一、聘请北京著名律师刘晓原；二、不要试图给我做精神鉴定，那样会救我一时，害我一世！”我天真的请正直的管教将我的信通过电话的方式告诉给我的家人。管教表示跟上级汇报。

次日早，来提我，我带着10来斤重的脚镣被带出去（我没有违反任何监规，所里的领导说是出于对我的“保护”而加戴的，这一带就带到了我出狱之日），当时感觉自己就像个昔日的革命者一样！

果不出我所料，公安机关要应我“家人的请求”，给我做精神鉴定。我虽然非常愤怒，但是又不能情绪过于激烈！生怕给人家提供“我有病”的证据！我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义正词严地几次敬告我身边的5、6个警察：“谁敢强制我上车，我就咬舌自尽！”他们于是去请我的亲友来劝我。我在等待的40来分钟里，向身边的警察们表达着我内心的愤怒与不满，我的确是义愤填膺，滔滔不绝：“说我有病，这不仅是对我的侮辱，这也是侮辱学校领导、教育局！竟然让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当了20多年的人民教师！对学生那是多么大的威胁啊？……”

警察们的脸上已经写满对我的同情和赞同。将我带往一间办公室时，我提着脚镣，对着摄像头笑着说：“这个录像如果不删，将来就有可能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任何时代都有革命者！……”“任何时代都有革命者！”这句话，我自己从来没说过，纯粹是当时的即兴之言！现在想来，颇有见地！革命者，不一定是造反者。譬如改革，也是一种革命。

 家人来了，执意劝我去做精神鉴定，我依然雷打不动！当时，气的我对家人说：“没想到，最终害我的竟然是我最亲近的人！！！”他们太糊涂了！公安提出就让医生进来跟我谈谈，我正告到：“医生要是敢进来，我立即咬舌自尽！”此时，我依然还能保持我往日的幽默，笑着说：“医生进来跟我谈几句话之后，别让我鉴定出医生有病！”  

当天下午，所里的领导和管教告诉我上级来调查我的信访问题。我说，“我都在监狱里了，也没去上级信访啊，怎么还能来调查我的信访问题？是哪个部门啊？”他们不告诉我，说：“这点面子还不给啊？”碍于他们平时对我的耐心开导、关照，我提着脚镣跟他们走进了一间屋子。见四个人坐在长桌后面，摄像机对着我，对面为我摆着一张椅子。我深搭一躬，响亮地道：“犯罪嫌疑人李启东前来报到，各位领导好！”坐定。问话。一个小时左右。

 当我跨进牢房门槛，一脚里，一脚外时，我突然醒悟，说了一声：“不好，刚才是给我做精神鉴定呢！”可为时已晚。我被释放后，确定我的感觉正确！公安机关在外面曾告诉我的家人，如果鉴定出我有病，不管轻重，将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家人给我治病。如今，我已出来一个多月了，仍然没有人通知我的家人说我有病。而且，我还在原单位第一线担任着教育教学工作！

这一切，足可以证明——我是健康公民！

今后，如果我精神失常，不知道是谁造成的？

昨天下午，单位开会，竟没人通知我！前天开始，天天中午有我参与的娱乐活动——打扑克，突然莫名其妙停止！同志的表情、表现，我当然不傻！！！  我理解我的同志。

前天下班后，路遇我家附近一学校的昔日同志，其见我手拿乒乓球拍，聊到：“晚上你要来咱单位打球，领导都不能让咱玩了！”我说：“我当然知道，兄弟是个明白人，我不可能去给哥几个添麻烦。”

昨天下班，路遇另一个昔日同志，聊起此事，他说：“原先是‘防火、防盗、防记者’，现在应该叫做‘防火、防盗、防启东’”。我接话说，现在领导干部防我，像防萨斯（SARS)、防流感一样！

当今中国，善于维权的人，就是我这个“下场”！不知道，这说明了什么？？？

2009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