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商帮共崛起  中华文化新融合

——伍继延畅谈天下华商向毛主席献礼 

文／枕戈

韶山，既是舜帝巡游演奏韶乐的地方，也是共和国领袖毛泽东的故乡。60，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殊的纪年数字，而今正是共和国60周岁。韶山和60，一个特殊的空间和时间融汇在一个点上，让人惊叹巧之又巧。

2009年9月28日，天下华商将齐聚韶山，向毛主席铜像敬献花篮，缅怀共和国开国领袖，为中华民族共谋伟大复兴。在共和国六十诞辰之际，天下商帮第一次向毛主席献礼，可以说，这既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重新认识并建立一种新的认同，也将关系到中华文化如何在未来的融合发展。对此，《华商》记者采访了此次活动的倡议者、中国杰出湘商评选组委会主任伍继延先生。

记者：据我们所知，天下华商齐聚韶山向毛主席献礼，这还是史无前例的。请问最初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让您有如此激情去组织天下商帮向毛主席献礼？

伍继延：众所周知，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毫无疑问，新中国最重要的开国领袖是毛泽东。我们这次湘商大会，也是因为一个很巧的机缘，选择了在毛主席的家乡湘潭举办。

今年正好是共和国六十周岁。而60在中国人的数字里面，是比50更重要的数字。中国人按照天干地支来纪年，称60为一个甲子一个轮回，而不是西历的1000年一个轮回。在新中国60甲子一个轮回之际，第三届湘商大会在湘潭召开。

在举办这次活动的时候，我也想到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湖南人讲到毛泽东时，从情感上从思想上总有一种强烈的认同。而其他某些人士总是有一些这样那样的误解、质疑或者抵触，我们应当好好地梳理一下，我们从湘商的眼光来看毛主席，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

此次我们组织天下商帮向毛主席献礼，既是为了纪念共和国的六十周年，也是通过这个契机重新梳理毛泽东思想，如何在一个新时代对毛泽东思想获得新的认同。

记者：在今天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时代，如何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势必就要厘清毛泽东当年是如何对待市场经济的历史。毛泽东当年采纳计划经济，是否就必然要反对市场经济？

伍继延：据史载，韶山也可以说是湘商的发源地之一，很早出现过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毛主席的父亲毛顺生在湘潭韶山是位出色的“米商”，甚至大胆地发行股票，最早在中国农村运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而成功致富。因此：

第一，我们看到，其实共和国领袖毛泽东也是湘商养育大的，这个经济相对宽裕的商人家庭使毛泽东在日后的求学和革命道路上，能够顺利地度过经济的难关，有更多的精力从事革命的活动；

第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毛泽东家族的生意需要人继承和发展，但当国家更需要有志青年去为它努力奋斗的时候，毛泽东选择放弃了自己的家族生意，去探询救国救民之道，反而让他弟弟来继承打理家族生意；

第三，在探询救国救民之道，获得成功而建立新中国后，虽然新中国一开始选择了计划经济发展的模式，但是他对中国近现代工商业文明的那些杰出人物，还是非常推崇的，比如他说过“中国近代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个人”，这四个人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家。比如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最重要的是他还提到了我们的湘商，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范旭东。

所以，无论从毛泽东的家族渊源，还是他本人表达的一些基本的思想观点，他不是反对工商业文明的。只是因为，在同样源自西方文明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面前，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搞计划经济。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也可以讲这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导致中国最后走了一些弯路。

我们建国后，五十年代有公私合营，六十年代有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彻底取缔了市场经济，到七十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八十年代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九十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二十一世纪加入了WTO，历史又经历了一个轮回啊，正好是六十甲子。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轮回，应该说，这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如果说我们建国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管前面加什么定语，最后的落脚点都是市场经济。所以，如果我们简单地认为毛泽东或者毛泽东思想和市场经济是必然抵触的，甚至是对立的，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当然不可能在经济问题上有太多具体的研究。后来随着对美国的交往，和日本建交等等这一系列事情，都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所以，现在有人开玩笑，“只要毛主席活到100岁，中国的改革开放照样搞起来。”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

记者：毛主席的时代，他创造了一个“人民”的概念，我们后人要纪念毛主席，一般说“人民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这次却是有组织的商人去向毛主席献礼，您觉得从人民到商人，这反映了时代怎样的变迁？

伍继延：毫无疑问，我们现在讲的华商，也是来自人民。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几十年的洗礼，经过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这一代华商，确实来自于人民。虽然我们的祖先有可能是资本家或地主，但是父亲那一辈不是，自己更不是。应该说，我们这一辈绝大部分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理由否定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

第二，由于宣传上造成的误解，的确有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思想和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是势不两立的，但从刚才我们讲的来看，其实它们并不必然对立。在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思想是有一定普适价值的。所以，我们这些天下商帮的领袖们，通过这一次向主席铜像敬献花篮，重新梳理一次毛泽东思想，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新的认识。

第三，毛泽东思想有相当部分是从战争中总结出来的。我们经常讲商场如战场，换句话说，我们这样一个创业时期的很多企业家，正是因为面临一个战场一样的商场，所以他们很多运用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些策略和做法，来指导自己的商战，就像我们熟悉的史玉柱，运用毛泽东思想打了“三大战役”。这也说明毛泽东思想没有过时，仍旧指导着当下的商人们啊。

所以，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应该会更好地纪念毛泽东，更好地增强我们天下商帮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会让我们更好地运用毛泽东的伟大思想武器，来解决商战中的问题。

记者：史载：“韶山，相传舜南巡时，奏韶乐于此，因名。”又传孔子闻韶乐后三月不知肉味。此次天下华商齐聚韶山，可谓远接三千年礼仪文明的又一大人间盛会。礼仪文明的一个核心宗旨就是建立和谐社会，您认为商会能为和谐社会作出什么新的独特的贡献？

伍继延：舜帝，我们知道他在五帝中最重要的是讲“道德”。他是一个树立道德榜样的皇帝，他有几个故事，其中有一个是“禅让”的故事。我们现在普遍认为他是道德楷模，所谓“以德服人”。

《论语》里面讲“齐之以德”，而不是“齐之以政”，要以德来治天下。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音乐也是一种很好的德治的方式，通过五音的和谐来达致人的心灵的宁静。

我们现在建设新商会，很重要的也是一个“和”的问题。因为我们经历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两百年中思想大分裂大动荡的局面，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再三地被颠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急于用某一种思想来一统天下，恐怕就会像文化大革命一样，最后是得不偿失。不但没有一统起来，反而把别的好东西给破坏掉了。

怎样“和”呢？孔夫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追求的是一种和的境界。音乐是非常典型的，它把五音和谐起来，悦耳动听。舜帝通过演奏韶乐，最后引来了凤凰舞蹈，通过音乐艺术的演奏沟通，人和自然达到了和谐的境界。

我们现在怎么才能“和”呢？必须得承认，从改革开放到今天，社会已经形成了若干社会阶层。市场经济推动社会形成了若干利益群体，人们的社会权利意识也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利益和权利的诉求不断增多，那么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利，也成为一种必然。

经济组织创造经济价值，比如公民通过办公司创造价值。而社会组织要维护社会权利，必然要通过一定的形式，那就是我们的社会团体即“社团”。商人组成的社团就是商会。我们不能简单把商会理解为追求经济利益的团体，因为虽然它姓“商”，要维护商会会员的经济利益，但商人也是人啊，还有他的社会权利。所以，商会要起到维护它的社会权利的作用。

但是，正是因为我刚才讲的，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断变化，和各种各样的思想的碰撞，实际上我们当下的商人也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办商会，如何实现“和”的境界，如何让不同背景、不同思想观点、不同规模大小的企业家，都能够“和”，和谐地融入到商会，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记者：此次向毛主席献礼的活动，具体的活动组织形式如何？通过这样的商帮联合的形式来搞活动，展望历史的未来，您认为将对以后的商帮交流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伍继延：正是因为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不仅仅是湖南人的领袖，所以我们这次向主席铜像敬献花篮，同样不仅仅是湘商，而是邀请了我们讲的十大商帮的代表和我们一起共同向主席敬献花篮。这十大商帮既有老牌的商帮像晋商、徽商，也有新锐的商帮像粤商、浙商等等。

通过十大商帮和湘商一起向主席一起敬献花篮这种形式，我们表达天下华商们对老人家的一种敬仰，对他的思想的一种认同。同时反过来讲，我们湘商作为一个后起的商帮，正是因为我们背后有深厚的湖湘文化，有曾国藩、左宗堂、毛泽东、胡耀邦等一串闪亮的名字，通过这一次活动，我们湘商将更好地学习先进，更好地发展自己，发展我们的湖湘文化。

对于湖湘文化而言，我的理解是它从来就是一种天下的文化。就像毛泽东不是湖南的毛泽东，湘军不是湖南的湘军，当然湘商也不局限于湖南，它是天下的湘商，它经营的是天下。所以，把地域商帮文化和天下文化更好地融合起来，解决我们现在讲的全球化的今天，为什么越来越讲地域，为什么只注重地域而忽视全球化的问题。

放在全球化的格局中间，我以为我们湘商也好浙商也罢，如果各自把自己的商帮文化建设好，我们必然会走向一个新的融合，这个融合就是华商的崛起。而华商一旦超越了某一种地域文化的局限，真正形成一种整体的力量以后，那么它就是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一个新的发展，这必然会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将会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记者：从天下商帮共同崛起和商帮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您是否看到了中华文化未来的新融合？

伍继延：我的理解中，商帮文化的兴起，各种地域商帮文化的融会发展，必将对中华文化的复兴产生深刻影响。也正因为目前中国体制文化的僵化，文化创造的活力将更多转移到具有地域色彩的民间组织。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主要面临了两次西方文明的挑战。第一次是佛教的挑战，我们都知道唐僧到西天取经的故事，指的就是这个。面临佛教的挑战，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的格局演变为又一次礼崩乐坏，特别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的名士风范就是各搞一套，都成为“主流”。

到了宋朝，偏处湖南最为偏远的一个县份 “道县”，诞生了一个伟大的人物周敦颐先生。他把北方的儒家、西天来的佛教和南方的道家，融会贯通，开创了宋明理学，重新在意识形态上把中华文化又集了一次大成。如果说孔夫子作为第一个集大成，更多地是把北方文化集大成，周敦颐就是把南方的道家文化、北方的儒家文化和西天的佛教文化集大成，换句话说，就是基本上把亚洲大陆的文化结合起来了。

而毛泽东的时代面临着更大挑战：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帝国主义。这个帝国主义来得更加遥远，他们的人长得都是奇形怪状，那是真正的西洋鬼子。基督教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无论是自由主义也好，纳粹主义也好，还是共产主义，实际都是源自于同一种文明。在这种文明的挑战下，中国又一次礼崩乐坏。我们知道，变法与维新，革命与反革命，打倒孔家店，到最后文化大革命，中国一直处于剧烈的动荡中。

在这个剧烈的动荡过程中，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还就是毛泽东完成了一个新的集大成。他把融汇了儒释道的中国新的传统思想理学，和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创造了毛泽东思想。大家知道，理学是以岳麓书院的兴盛为标志，实际上儒学整个的重心转移到湖南来了。我们湖南被称为“潇湘洙泗”，“理学之邦”，乾隆皇帝还给岳麓书院题写匾额“道南正脉”。

总而言之，儒学第二次复兴后，最正宗的传统是宋明理学。而宋明理学的开创者是我们湖南人，宋明理学最重要的大本营也是在湖南，在岳麓书院。毛泽东是一个湖南人，又在岳麓书院游学这么久，浸染这么深。且他就读的第一师范是原来的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是同一体系的。他受到中国正统的宋明理学非常深，就像他说“余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曾文正公恰恰就是一个理学的代表人物。

有了这样的理学传统，在当时面临西方文明新的挑战的时候，他继承我们的老祖宗魏源“睁眼看世界”的传统，去吸收世界先进的文明和各种各样的知识，然后加以融会贯通，最后在井冈山上，在延安的窑洞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成为我们中华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融合的一个思想宝库。

在这个意义上讲，他同样解决了这个融合的问题。在直面西方文明新的挑战的时候，又是一个湖南人站起来，融会贯通，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如果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尺度和更大的空间来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大家以后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