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江平校长点起红蜡烛

郭恒忠

    我为人操持极其隆重的生日晚会，除去父母的之外，大概唯有为我的校长江平先生了。

    初入学我并不十分熟悉江先生，尽管司法部统编教材《民法学》的编撰人员中有他。逐渐熟悉是我在担任学校学生会副主席之后，每个学期的始末，学生会主持涉及学校重大事务、学生和教学问题信息发布会，由我主持会议，由主管教学科研的副校长江先生发布信息。

    大学毕业的那年，江先生已担任校长。毕业那段日子，他以一贯爱徒如子的举动震惊了法大，也唤起了千万学子的爱师爱校爱国之情。他从美国访问回来的第二天上午，到宿舍找我未果，留言让我务必尽快去他家里。那天，我们聊天涉及的诸多话题中，最多的就是有关我们同学的。听到我的确信了，江先生头仰靠在沙发背上，眼睛望着天花板，紧闭着嘴唇，强忍住泪水，以免在他的学生面前失态。

    随后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会看到一个严师慈父的伟岸形象，江先生拖着他的残肢出席攸关我们毕业生、攸关学校命运前途的各种会议，骑车载着智障的女儿在校园里穿行。在毕业分配动员大会上，他讲到了如何正视现实，如何在逆境中不气馁，如何发扬光大法大精神。他说：“我们最珍贵的是要振奋精神，要汲取有益的教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要有健康的感情和思想。感情不能浅薄，否则，再有学问也没有用途的。”在毕业典礼上，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江先生借由“嫉妒之心”、“欣慰之心”、“担忧之心”作了感言寄语。他对我们表示了“嫉妒”，我们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有着报效祖国的青春年华，而他历经坎坷，已是“老骥伏枥”了；他对我们表示了“欣慰”，我们通过四年的大学学习，学有所成，满怀报国之志，实践证明我们是有责任、有希望的“时代骄子”；他对我们表示了“担忧”，我们成长于拨乱反正之后，有满腔热血，却缺乏社会经验，前程的路上满布荆棘，艰难曲折，担心我们将来会摔跟头。

    那段时间，江先生亲历亲为，不仅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强大支持，学习生活和毕业分配的具体关怀，而且在他身上透出的读书人宁折不弯的骨气和道德情操，让我们感动且景仰，谓之“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也不为过。

    我有了报答的念头，想让江先生知道，我们是多么地爱戴他。这些想法说是说不出口的，在这个问题上，江先生和学校是有责任的，没有教授如何表达甜言蜜语，也没有教授如何溜须拍马；我想有所作为，但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才能表达这样的心情。

    第二年，也就是1990年，到了夏季，江先生的校长之职被免，用老人家的话讲“成为（法大历史上）最短命的校长”，从担任校长到被免，江先生在校长任上仅仅两年。那年底的12月28日是老人家甲子之寿，我和曾白凌（西南政法大学八四级毕业生，时在法大读研）谋划给他举办庆祝晚会，借此表示他的学生对他、对学校的感恩之情。

    钱成了问题。我们毕业后，参加工作了的同学工资加各种福利总共是78.5元，我供职的单位有较高的补助和奖金，也不过170元左右。要在同学中集资不太合适，由我出资尚没有那个实力，我要每月寄钱给我读大学的弟弟，还要给乡下的父母，所剩也仅有70来元。我们想到了“化缘”，向他人寻求支持。时任北京市经济律师事务所主任的张秀文律师感于江先生的人格与品德，慷慨捐助2000元。

    谁参加也是问题。历经运动风浪的法大，在以往的当口总处在风口浪尖上，隐存的派系明争暗斗，每次运动过后使得法大遍体鳞伤。这次却空前的团结，但也有投机钻营、借机泄愤之人。江先生的校长之职是被免掉的，在当时为一个被处分的校长祝寿还是要考虑一些风险的。我也不想为难他人，决定参加的人员以法大八五级的同学为主，其他年级只邀请与江先生熟悉的同学，不邀请在校生、学校老师和领导。晚会的主题就是老师和他的学生的聚会。

    庆祝晚会在蓟门饭店宴会厅举行。我们原拟定名单为40人，但那晚参加的人数却超过了60人，有的同学是闻讯赶来，不请自到。现已是著名学者的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米健（澳门大学法学院院长）、赵旭东（法大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和陈丽苹（法大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教授）夫妇也来参加晚会，他们是江先生的得意门生。八五级参加晚会的有王成国、孙艳辉、阿计、陈杰、陈虹伟等二十多位同学。

    晚会由我主持。法律系八五级2班的康宁代表同学献花。政治系八四级政教班的徐大勇（法大第三届学生会主席）代表法大全体学生致贺词。这时，宴会厅的灯光黯淡下来，摆着生日蛋糕的小车推在江先生面前，我代表同学点亮了象征江先生六十大寿的六根红蜡烛。同学们围在江先生的周围，拍着手，满怀深情地齐声唱起了“Happy Birthday to You……”

    在大家欢呼的掌声中，江先生缓缓起身，对同学们表示感谢，说这是他不情愿却是不能推脱的生日宴会，谈起了历经磨难的过去，谈起了他无怨无悔的感受，谈起了“知耻而后勇”，谈起了“只向真理低头”。江先生娓娓道来，似在讲述着一个故事，似在讲述着一个与他无关的故事，目光里充满了真诚和温厚。而我们在座的几乎所有的人却早已泪流满面。

    那天，我从我供职的报社请了一位摄影记者。政治系八四级的国培源担当了摄像师。我们得以留存了一些资料。而事后发生的一切，只是曾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却没有留存文字及影像资料了。我们为江先生举办生日晚会不久，就有一个说法反映到了我的单位，我所在部门的领导找我调查核实情况，我回答：是毕业了的学生给老师过生日，仅此而已。那位领导现在已是报社的副总编辑，只是笑了笑，没有细问也没有深究。

    十年之后的2000年，江先生的七十周岁华诞纪念活动在友谊宾馆贵宾楼举办。这次活动由江先生的大弟子赵旭东教授具体负责，法大民法教研室牵头组织，具有了一定的官方色彩，受邀人员的成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既有法大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老教授，也有学校的现任领导、各个学院的一些头脑，还有现已是知名学者或是一定级别官员的法大校友，大概有四百余人。他们为江先生出版了《江平文集》和《江平纪念文集》，其中除去龙卫球教授八万余字的江先生生平及学术介绍之外，其他的均是江先生及学者们的民商法论文汇编。活动结束后，江先生座位的名签被曾任法大副教务长的陈仲教授收藏。我只是作为江先生的学生过去吃酒，在众人热闹合影之后，我凑上前去和江先生照了几张合影。

    2005年，江先生七十五岁寿诞之日，他的博士们在虎坊桥的晋阳饭庄为他张罗庆祝宴会。在学生辈分上，只有我们夫妇不是他的博士。见到我们，江先生十分高兴，把我们介绍给他的家人（其实，我与江先生的夫人崔老师及他的儿子江涛在前已很熟悉），并和崔老师一起与我们夫妇合影。那时，江先生的诗集已出版——此诗集是江先生几十年的诗作，每首由他自己书写，合印出版。因此，我们保留了一本他签名的诗集。

    前些天，我到中国人民大学拜见国家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民商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教授，他向我提起了江先生八十寿辰如何纪念的事情。杨教授的祖籍为山东省的龙口市，和我算是老乡，熟识也有十几年了。他虽是著名的学者，实际上与江先生也无师徒之分，却在公众场合上必执弟子之礼，言必称“我们的江老师”，足见其对江先生的敬重。杨教授建议，让我与赵旭东教授商议一个好的方案，他们中心也要参与庆祝江先生八十华诞。杨教授郑重地说：“我们的江老师是法学界大家的老师，更是我们民商法学界的老师，我们中心不能缺位。”

    是呀，江先生是大家的老师。从当初仅仅几十位学生在惴惴不安中给他庆祝生日，还受到责难与非议，到今天法学界的领军人物积极参与祝福，还要搞的轰轰烈烈，这足以昭示，时代在变迁，江先生不仅属于法大八五级，属于法大全体师生，他已经被属于整个法学界了。从二十年前开始，他早就被誉为法学界的灵魂和良心了。

    今天的法大校园里，教学楼前苍劲的翠松下立了一块石碑，上嵌有江先生书写的“法治天下”四个刚劲有力的猩红大字。“法治天下”被视为建设现代社会的理想状态。这几个字成为这些年来江先生题的最多的字，其意也不言自明了。这是他对法大学子提出的要求，对中国法学界提出的期望，更是对社会未来发出的呐喊。这应是我们每一个法律人应当孜孜追求的目标，也必定是我们法律人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

郭恒忠

鄙人姓郭，名恒忠，字永恕，生在山东省青州山乡的农家。赖姐姐的中学老师王振东、戴豪举荐，得到转学城里读书。人生转折，遂始此地。曾在报社工作二十年。原在新浪开博，名曰“谈笑识鸿儒”，此为开博之宗旨。但因那儿希望用一个声音说话，我便转战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