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肺病的工友们，快去开胸吧！

王志安

如果你是一个身患尘肺病的工友，由于得不到企业开具的工作证明而无法鉴定，在今天，我会郑重地建议：学学郑州的张海超，去开胸验肺吧！就在昨天，张海超的职业病赔偿结果终于出来，他原来工作过的企业，赔偿了他61.5万元。同时获得赔偿的，还有和他一同工作的四位工友，他们也获得了总计100多万的赔偿。以张海超得病之前的收入计算，这笔赔偿已经超过了他一辈子能赚到的钱，因此，张对这个赔偿结果相当满意。与此同时，当地政府还为张海超和四位工友办理了低保，在国家还没有出台农民工可以享受低保的政策之前，张海超仅仅以一刀换来如此多的利益，真的是非常“合算”。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尘肺病工友，我认真地建议你考虑一下效仿张海超的可能性。

有人一定会说，我的这个建议太过冷血。没错，但冷血的建议却对工友们最有利，这才是最大的讽刺。我不知道按照咱们国家三级伤残的鉴定标准，该给张海超支付多少赔偿，但就我的观察，给一位工伤患者这么高的赔偿，还是想当罕见的事情。新闻中说，张和企业之间达成的赔偿协议，是在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下完成的。不难想象，在媒体和政府的双重关注下，张海超的赔偿标准，多少带有一些补偿的性质，希望由此平复积聚在民众内心的情绪。这一切，如果没有当初张海超开胸验肺的拼命之举，又有多大实现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讲，这个赔偿标准出来之后，会让民众稍感欣慰，但同时，善良的人们也不会轻易释然。因为这一方面证明，我们的社会还没有麻木到对自残讨说法的行为视而不见，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知道，别的工友还会不会像张海超这样不幸？或者，这般幸运？

张海超事件被媒体报道后，有评论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小人物常常能够改变大历史，就像当年的孙志刚事件。我却不敢如此乐观。因为孙当时面对的只是一项不合宪法的法规，而张海超面对的却是：供求失衡的劳动力市场，唯利是图的企业主，形同虚设的劳动监察部门，以及，一个个和他一样不幸，但却没有任何力量的难友。媒体介入后，有关张的鉴定和赔偿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标本，原本不愿开具工作证明的企业再也没有强硬的资本，甚至有没有他们的证明本身都变得不再重要。但我们稍作假设，如果时间倒退一年，张海超重新来过一遍，这些在他开刀后主动为他提供帮助的政府部门，还会不会积极地介入，让他能免受开刀之苦还能获得应得的赔偿？我不乐观，恐怕张海超也没这个自信。

有人认为，应该废除《职业病防治条例》中企业出具工作证明方能做职业病鉴定的条款，方能拯救无助的职业病工友。但从一项制度的安排上看，这样带来的问题可能更多。其实，规定本身可能并无问题，问题在于一旦企业主不愿意为工友提供证明时，谁可以为他们提供救济？从根本上讲，要解决目前社会上广为存在的职业病危害，需要让工人们有拒绝在恶劣环境下劳动的权利，而这一权利的实现需要三个条件：一，严格的劳动合同制度；二，工友们有自己组建工会维护自己劳动权利的途径；三，政府对企业的生产条件进行有效地监管，当工友和企业出现纠纷之后，政府能及时介入，有效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没有上述制度安排，即便修改《职业病防治条例》，相信张海超们的劳动状况，也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善。工友们依然只能在失去健康和失去饭碗之间做选择。从这个角度讲，张海超事件的“圆满”落幕，似乎并没有改变所谓的“大历史”。

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希望有更多的深受职业病危害的工友走上手术台，用这个行动彰显，解决职业病防治不能靠张海超事件的标本性来敷衍，要让每一个张海超都能在制度上得到顺畅的救济，才是治本之策。否则，这样的解决方案，就带有极强的粉饰性。如果每一个张海超都愿意通过开胸的方式来寻求解决，我们的制度安排，是不是就该真的变一变了呢？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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