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的浮沉说明了什么

2009年9月11日下午4时，受世人关注的陈水扁案宣判，他因4项洗钱案和一项贪污政治献金案五罪并罚，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罚金2亿新台币，其妻、女、儿媳、女婿和多名亲信也被判有罪。

当年陈水扁以三级贫户的农家子起家，打着反独裁、反贪腐、反裙带关系的旗号异军突起，最终成为华人世界第一个靠普选登上最高权力宝座、实现政党和平轮替的政治人物，爬上个人成功的巅峰，台湾因此被捧为“华人地区实现民主政治”的典范，他本人也一度获得国际社会的好评和国际传媒的青睐。曾几何时，高呼反独裁的他即使在民进党内也被诟病为“一言堂”、“家长作风”，高呼反贪腐的他却交出一项破政治人物贪腐纪录的12亿新台币账单，高呼反裙带关系的他却闹起了“一妻二秘三师四亲家”、一荣俱荣的“五子登科”，曾为他带来权力和荣耀的民主选举、政党轮替，却又被他亲手“调戏”，台北街头那颗诡异的子弹，所击碎的又岂仅仅是连战的“总统”梦？

当年陈水扁以律师身份应“蓬莱岛”之讼，打着“法律精神至上”、“尊重司法公正”的旗号为自己大声辩护，引来万众瞩目。如今时过境迁，面对确凿的罪证，和自己妻子儿女亲信相继认罪的事实，他却再也不谈什么“法律精神”，而是竭尽全力地把一桩司法案件扭曲成一桩政治迫害，煞费苦心地蛊惑“深绿”人士和民众罔顾黑白，明知其违法犯罪无可抵赖，却还要闭着眼睛、昧着良心“挺扁”。

这说明了什么？难道仅仅说明了陈水扁个人的政治品质与活动能量？

直至今日仍有人执着地认为，民主选举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政治不清明，可以通过民选让能者上，庸者下，通过换人澄清吏治；经济振兴乏力，可以通过民选实现政府的更迭，并进而实现经济政策的修正；社会公平无法保证，可以通过选举换上一个铁腕人物，打破既得利益者的藩篱。

但陈水扁执政8年的沉浮却无情地揭示了这种说法的局限性：种种美好的假设在这8年里仿佛一下全都“接触不良”，民选上台的陈水扁几乎一手遮天地把台湾政治、经济和族群关系、社会和谐都带进死胡同，并毫无顾忌地在第一次任满后，吃了民选一把豆腐。

这当然不是民主或民选的错。台湾人开始唾弃阿扁，并不意味着他们希望回到国民党独裁专制的戒严时代。

关键在于台湾的民主进程是“孤军独进”，仅仅迈出了推动普选、开放报禁的一条腿。

民主固然是个好东西，却仅仅是社会现代化的一环，而绝非社会现代化的一切。要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自由化，社会的成熟化，法制的健全化，民智的理性化，以及舆论监督的正常化，都需均衡发展，同步前进，如果仅仅推动普选和舆论解禁，而在其它各领域止步不前，就很可能给个别阿扁式政治讼棍以可乘之机，让他们得以挟持民意、操弄民粹，借民主的躯壳谋一己之私，借舆论监督的形式行攻讦政治对手之实。

台湾所发生的这一幕，在许多需要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后发国家，以及一些因历史和现实原因，保留了较多封建主义、威权主义或其它专制主义残余的国家和地区，都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存在。当年伊朗国王巴列维的“现代化”，只及上层和城市，不及社会深层；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改革，只及经济（且只及经济的若干侧面和表层），不及其它；阿根廷庇隆夫妇的改革，只谈“社会正义”，却对社会所关心的权力分配、经济发展等话题或讳莫如深，或置之不理，这些“一条腿迈进”的畸形发展模式，最终都尝到了惨痛的教训。

“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对于锒铛入狱的陈水扁而言，不仅“不暇”，怕也不愿、不敢对自己的人生浮沉，作一番认真的反思。但对他人、后来人而言，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注重均衡发展、同步前进，以免给“陈水扁们”以可乘之机，却是通过审视陈水扁案，审视这个所谓“台湾之子”的人生轨迹，所应得到的启示和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