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道 天 德

                                   余 习 广 著 

                                  第二十二章

                              笑傲天地一书生
          
 李天德要为即将到来的大决战提供战略决策，提供炮火支援；为“免得后人笑话我们这一代：你们尽说古纳格群岛的故事了，当时你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过些啥子？”为“这么多受苦受难的知识分子留笔青史”，他自觉选择悲壮；风险几摧上书梦；万言书《献国策》。

     22.1   把握历史契机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目标。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班子。1975年，一场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席卷全国：整顿铁路，整顿文教，整顿钢铁工业，整顿军队。

  劳改队有些干部也来了精神，在台上传达中共中央九号文件，大讲全面整顿。

  而另一方面，从言辞日益激烈的报刊广播中，传来了明确的政治信息：一场针对周恩来的政治风暴正在形成，针对治理整顿的炮火正在隆隆作响。

  李天德热血上涌，他看到了邓小平的气魄和胆识，而周总理太明哲保身，都打到头上来了，还能“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不是个人安危，而是事关国运危难啊！

   李天德对我说，他就当时所接触到的信息分析，中国已经又到了一场事关生死的大决战前夜。他感到，毛泽东要在他死前整倒周总理，以便为“文革”派上台接班扫清道路。而这些人上台，中国还能有个好？！他说，当时在他的思想中，自从林彪事件后，人民已经觉醒，重新上台的老干部，能够一时容忍毛泽东，但决不会容忍那些靠打倒他们爬上来的“文革”派！两军对垒，“文革”派掌握意识形态，而老干部掌控的是政府和军队，还有人心所向！他说，当时他把形势是看透了，但却想得太简单了。没想到这场决战只是在毛泽东身后才到来。看到对方的炮火那么猛，他担心老邓到底能够走多远？

  他要筹谋一项大行动——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书，。中国必须走出“文革”，走出困境，走出毛泽东！他对我回忆说，在他看来，要赢得这场即将到来的大决战，民心是根本，而感召民心，必须竖起大旗。光凭“四个现代化”还不够，要有全面变革的纲领。这就需要有胆有识的志士精英奋起于篙蓬，激扬于庙堂！

   金龙山上，冬去春来。远处的山顶，几只雄鹰在盘旋翱翔。羊群在山坡上吃草。春风吹过金竹林，荡起绸缎般的涟漪。素称英雄花的映山红在灌木丛中怒放，一丛丛象火焰燃烧在李天德的心头。躺在草地上，仰望着蓝天，李天德思绪如潮起潮落。为中国社会把脉诊断，千头万绪，最根本的，是治国者的失策。 

  自1957年反右以来，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国家已经搞得千疮万孔，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了。毛泽东实践了他的天下大乱，但无力天下大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注定只能把中国推向毁灭。李天德期望天下大治。历史的重任，只能由周总理和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以及象他这样胆略才识足当大任的仁人志士来承担了。如果有可能，他愿自荐到国务院，为中国人民的前途，效尽一己之力！

  星光洒满了金龙山。羊舍里，吕老头轻轻打着呼噜。

  羊舍前的石头上，李天德常独自沉思。那是一个孤独的思想者，在思考着大治天下的方案。在他看来，毛泽东有三条致命的错误：一是以阶级斗争为治国之本。他肯定出现了幻觉，把一个消灭了阶级的中国，看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战场，认为资产阶级还有巨大的社会基础，其代表人物甚至就在共产党内，因此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并不停地发动政治运动来实践它。人为制造出阶级敌人，挑起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相互撕杀。二是不懂建设，以空想为立国之本。纵观他发起的三大改造、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运动，至“文革”的“五•七”指示和“一月夺权”，无不带着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因此国穷民困是必然的结果。三是个人迷信和个人独裁。五七年反右，扼杀了人民的言论自由和民主；五九年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窒息了党内民主。而个人崇拜，又带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这些都是他要在《献国策》中强调的重点.

  夜空如洗，雾起云生，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李天德向高高的金龙山顶爬去。渐渐，东方天宇露出一线鱼肚白。群山隐于云海之中，只有群峰象是一座座冲出海面的孤岛。浓雾滚滚，一团团云雾向峡谷口涌来，几座高耸的山峰挺立在云海之上，朝霞渐渐抹红了山那边的天际。江山如画，倾倒多少英雄豪杰！

  李天德俯瞰云海，仰首长天，为祖国的大好河山而豪情奔涌。他认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创造历史，必须靠英雄豪杰把握历史的契机，造势起事，唤醒民众。
（照片:心事浩茫连广宇，雾生云起拯河山）

  他相信，四届人大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标志着中国走出“文革”的人心所向。尽管“文革”派貌似强大，但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富裕，是最终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他分析，毛泽东想要用文化大革命改朝换代，但即使在林彪全面控制军队的时候，“二月逆流”军队元老拍案而起；武汉“七•二0”事件，迫得毛泽东从武汉仓促飞上海，从此明白了军队动不得，才放弃了“打倒军内走资派”的意图。林彪事件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重新启用大批老干部，邓小平重新上台，他们和军队干部，都是打天下的老战友，关键时刻，一定能联手起事。更重要的是民心思治！力量对比，周总理和邓小平应该能够控制局面，启动中国新的历史进程。但应该使他们脱离历史的局限，看清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大局！

  要参与到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决战，李天德激情难抑，也只有这样一条路了！当然，上书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几乎每朝都有为了国家兴亡而犯颜直谏的仁人志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天的中国，也需要匹夫担天下忧！

  此时，李天德还没有走出中国文化的传统：书生直谏为苍生！但在当时，这是志士仁人所能达到的高境界。

  几个月来，无论是劳动，还是晚上睡在床上，他都在思考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要好好梳理一下已经萦绕在脑子里很久的各种思路。以在短时间内，一气呵成写出书面材料，向周总理和邓副总理提出来。一句话，在离队之前，他必须做到心中有数。

   上书的方式，李天德想过用邮寄，也想过按“正常”程序，交给劳改队党委，再由党委转呈到省委及党中央。但被否定了，那是幼稚可笑而又愚蠢的办法。最后他决定，亲自到北京去见周总理和邓小平。

  亲自去北京上书，这是大胆而冒险的举动，但又是庄严的事情。他清楚认识到，上书的内容是很犯忌的，弄不好有杀头的危险。他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三面红旗，反对毛主席的个人迷信个人独裁，建议实行党内民主给人民以自由民主，结束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制，否定反右派运动，起用有能力的右派和有识之士，为彭德怀这些所谓右倾反党分子平反纠错。

  他坚信，对每一个正直和有良知的人来说，国家和人民至上！他豁出去了！ 

     22.2       选择悲壮

  “文革”以来，进北京受到严格控制。为打探进京情况，他向常偷跑回成都的小陈打听。

   天黑下来。破庙里，小陈在铺上抽烟，李天德坐到铺上闲聊。他问小陈：今年请不请假回成都？小陈说想是想，可中队长骂他常偷跑回去，三年内不再准他假。他准备给老爸写信，叫他写信说自己病重得快死了，要他马上回去见一面，今年再回去一次。罗良明笑着斥责他：你小子才不是东西哩！真把你爸咒死了，看你怎么办？

  李天德假装很羡慕小陈，说他六六年串联到北京受检阅，还见到毛主席。北京好耍吗？到今年已整整九个年头了，北京肯定有很大的变化，你回成都，何不又跑到北京去耍一下嘛？

    小陈一翻身从铺上爬起来说：李大学，你想的真安逸，以为现在北京那么容易进去的吗？凡是进北京的，一律要有地、市、州以上党委证明或介绍信，县委的都不行！

 李天德倒抽了一口冷气：我的天，控制得这么严！但转而一想，又觉得不可能：照你这样说，那北京郊区的社员进城，又怎么限制呢？城周围总不能起钢丝网封锁线，检查每个进京的人呀！小陈说这我可不清楚，反正你想从成都坐火车进北京，非有地委以上证明不可。

  他心里有数了。如果不买直达北京的火车票，只买到保定，然后再补到北京的票，或者从保定坐汽车，甚至干脆走路，那总可以吧？他决定，那怕北京四周拉起了铁丝网，也要像敌后武工队员穿过封锁线那样进北京。

  劳改队有一个人知道李天德要进京上书，那就是何疯儿。

  何疯儿叫何祖光，清华大学化工系的高材生，成都工学院讲师。“文革”中打成反革命，判了8年刑。一到劳改队，他就开始装疯卖傻，并成功通过了管教和专家鉴定。但单独相处时，他的思想见解，却让李天德吃惊。

  那天上学习，因指导员指名，李天德不得不对《人民日报》发表的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发言表态，讲了个一二三。第二天破庙内无人，何祖光竟然一反以往神神叨叨的疯相，非常正经地对他说：昨天你的发言虽好，可没点到本质。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老毛对知识分子那么仇视，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发动政治运动要消灭他心中的敌人？为什么要提出反资产阶级法权？

  李天德也看出他疯疯癫癫后面有伪装。他说有一次与人私下分析“文革”派要抢权的事，一旁晒太阳的何疯儿眼里竟然精光闪闪。

  李天德见他竟谈起如此深刻而敏感的话题，便佯装不解地说：在下愿意洗耳恭听，请赐教。何祖光一笑，然后绕圈子问他在大学里喜不喜欢钻图书馆。李天德告诉他，自己在大学一天到晚就是喜欢泡在图书馆里。

  何祖光盯住他问：看些啥子书嘛？

  文艺、哲学、历史、传记……反正，只要是世界名人名著都喜欢看。

  那你知道孟德斯鸩和他的著作吗？

  知道一点。他最具影响的是关于国家政体构筑的思想，主张权力分设和权力制约。

  没想到，这个装疯卖傻、一身破烂的何疯儿，竟然对他长篇大论起来。

  何疯儿谈起世界政治思想史上的代表作，又谈起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思想。他认为：民主的理想，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来保障。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专制和独裁。民主的根本原则，就在于通过三权分立，实现对权力的制约。民主是解决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三权分立是民主的制度保障。看看中国，一切权力集中在共产党手里，而共产党的一切权力又集中在毛泽东一人之手。人民不但没有民主自由，连党内刘少奇这样位高重的人，同样没有自由和民主权。只要毛泽东高兴，就可以一张大字报置人于死地。这样权力集于一人之手的专制独裁体制，才是万恶之源。所以，你在会上发言中影射毛大爷，说“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导致了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本末倒置了。应该是专制制度，导致了专制独裁，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李天德没料到他居然会说出这般高见来，于是紧盯着他问：那你认为如何才能改变中国的现实？

   你我没有这种力量，只有实现民主政治，才能有这能力。

   这样说来，你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了？

   何祖光说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有点犬儒主义，通俗地说就是逃避主义。因为他是个疯子，不像李天德是斗士。尽管他不喜欢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说教，但唯物观和认识论却是可取的。客观事物是变化的，没有永恒的真理。即使是真理，也将随时光的流逝而变化更新。不言而喻，这种专制制度以及伴生的个人独裁，必将随时光的流逝而淡化、退色到变化。

   他说，在劳改队，支撑他坚持下去的信念，就是要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李天德笑道：我佩服你了，何讲师！不过，我不赞成你把自己装扮成疯子和傻子。

   何祖光“哈哈”连声地说：普天之下何止我一人是疯子傻子！那些高呼万万岁的人，那些被运动起来相互厮杀投身于阶级斗争的人，不也是疯子、傻子吗？

   他无言以对。从此，他们成了私下无话不谈的朋友。

 何祖光曾多次劝他，千万不要走上书的路。他认为，眼下的中国在颠倒了走路，暴力统治，强权真理，上书毫无意义，反倒会白白达上一条性命，不值得！希望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

   但李天德壮怀激烈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情：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述春秋，诗三百，大抵为圣贤悲愤之作。在当代中国劳改史上，我要做上书国策第一人，为这么多受苦受难的知识分子留笔青史！为免得后人笑话我们这一代：你们尽说古纳格群岛的故事了，当年你们都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过些啥子？

   6月14日，他去找李中队长请假，说从五八年离开成都，有17年没回过家了，想回去看看哥哥姐姐，希望人民政府能准他的假。中队长很通情达理。李天德估计，这个月发了工资，就可能准假。

  李天德盘算：领工资是25日，拿到假条就可以走出劳改队。他计算了一下去北京的路费。月工资21元，扣除十元伙食费，尚有13元，加上就业这两年的积蓄，共有四十来块钱，去北京的单程路费是够的。

  他想过，此去北京有两种结局：一是见到了周总理或邓副总理，他们接受上书内容，他就会平安无事，这是最理想的结果。另一个极端是，见不到周和邓，上书落到左派们的手里，那他就只有在北京坐牢甚至杀头了。

  掂量了一下将要提出建议的份量，按照无产阶级专政标准，足以杀他十个脑袋的！但杀头又怎么样？与其这样默默无闻，当一辈子反革命管制分子，还不如去为一个崇高的理想——报效祖国和人民，而抛头颅洒热血！他情愿死得轰轰烈烈，也不愿再象这样苟且偷生！

  探亲假在中队长的力争下，得到掌握批准权的指导员同意。吃晚饭时，中队长来到破庙，当着很多就业人员把假条交给李天德，吩咐他回去看看哥哥姐姐，看看外面社会上的变化，回来好好改造，报答人民政府的特别照顾与宽大。

  他叮嘱李天德：你他妈的知不知道，为了给你请这个探亲假，我帮你说了多少好话？我是可怜你，离家十七年没见过自己的亲人，可不怜可怜嘛？你老老实实地不出事该多好！出去后要遵纪守法，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记住我的话，千万不要惹出麻烦和祸事啊，听到没有？

  李天德有点悲哀地回答：听到了，中队长！感谢你对我的照顾和教育，我在外面一定规矩老实，绝不惹出麻烦和祸事来……

  中队长万万想不到，李天德这一走出劳改营，小祸不惹，惹出的是天大的祸！

  临行前那天晚上，睡在铺上转辗难眠。他似乎有一种预感，“此去难归”了。既然如此，为了多凑几个路费钱，他想把自己的被盖、蚊帐这些“大件”处理掉，卖几个路费钱也是好的。可卖给谁呢，哪个就业人员会买呢？明天就要走了，要卖也迟了。

   第二天吃早饭，罗良明关心地问起他回家的路费够不够？不够可以借十元钱给他，以后慢慢地还他就是了，好不好？李天德高兴极了，说那就太好了！只是你放心不？

  看你说的，这有啥子不放心的嘛。罗良明边说边摸出十元钱，当着其他老就交给他。他接过钱，暗示地说：这样吧，我这一走，万一路上发生意外回不来了，你就把我所有的东西，被盖、蚊帐拿去抵债，好不好？

  罗良明带着责备的口吻止住了他，胡说些啥子嘛！回家嘛，应该说点吉利的话。要高高兴兴地回去，平平安安地转来，一路顺风哟！其他就业人员也附和说，对头的，李大学，祝你一路顺风，快去快回！

 啃完早餐包谷馍馍，乘还未出工，他把的被盖蚊帐抱到罗良明的铺上，小声地说，罗良明，麻烦你帮我你看管一下。可他心里却说，我若不转来，就算是抵偿你借给我的十元钱了。

  老就们背起锄头出工，他也准备动身上路了。走出破庙，站在坝子中，他望了一眼中队长办公室，心里不禁涌上一股酸楚。别了，好人李中队长，我去北京惹麻烦了。他确信，他去北京如果没有好的结局，那力主给他探亲假的中队长，必然会遇到麻烦。

     22.3      风险几摧上书梦

  下午六点，汽车到了成都新南门汽车站。他在车站附近的“向阳旅店”住下来，二角钱一晚，二十几人的通铺。

  第二天清早，来到北门火车站。成都直达北京的硬座快车成人票价是三十元零五角。李天德挤到窗口问售票员：到保定的火车票要啥子介绍信嘛？售票员面无表情地答一声：不要！

  李天德又问：到北京呢？售票的小姑娘一脸不耐烦地朝黑板呶呶嘴，那上面贴着《八•八通令》：凡购买去北京火车票的旅客，须持地、市、州以上党委的介绍信或证明。

  到英雄口工农兵百货商场，花三角钱买了本500字一页的稿笺和一瓶兰黑墨水。他朝南郊的武侯祠走去，祠后有一大丛竹林，是个清静之地。没想到祠门紧闭，诸葛亮是“封、资、修”，武侯祠一片劫后凄凉。

  他带着若有所失的心情，走了一个半小时，来到四川大学旁的望江公园。

  望江公园竹林深处，一张石桌子，李天德铺开稿纸写材料。他对自己所要写的问题早已成竹在胸，只是先后顺序的安排尚未确定。他考虑将要向党中央上书的每个问题。既要指出当今中国存在的各种政治弊端，提出铲除弊端的方法。同时，在提法与措词上尽量做到温和一些，以便周总理和邓小平他们能够接受得了……

  他本想把否定文化大革命作为头条来写。但想了一下，觉得放在后面和反右运动、“三面红旗”这些政治运动一起写更好。他把“控制人口、节殖生育”放在了第一条。

  刚写第二条的小标题：“缩小工农，城乡差别”，突然冒出来五六个戴红袖套的治安联防队员，他们在望江公园一带巡逻抓“阶级敌人”。看到李天德躲在这旯旮角落里写东西，他们顿起疑心，悄悄地迅速围上来。其中一个当头的，猛喝一声：你在写啥子？你是干啥子的？！

  李天德吓了一跳。这伙人来得突然，又看到手臂上的红套套，他一时慌了手脚，不免紧张结巴起来：我没……没写啥子……

 一个联防队员一把抢过稿纸扫了一眼，有点莫名其妙：你写控制人口，节殖生育……这是啥子意思，写这些干啥子嘛？另一个人咄咄逼逼人地盘问他是干啥子的？哪个单位的？

  他正要习惯性地说是劳改队的，猛然省悟过来，改口道：六号信箱的。四川军工企业多，都用番号代厂名。那些人有些气短：六号信箱的？咋个跑到这儿来写东西嘛？

   李天德也不知道六号信箱在什么地方，但是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喜欢公园安静，你们管得着吗？

  你写的这个东西，立场观点不对嘛！那个拿稿纸的队员和他耍起嘴皮子，经过“文革”风浪的人们，就剩下了一张嘴皮子：你说城镇工矿人口，也就是工人阶级嘛，只准生养两个孩子，而农村的贫下中农，只准生养一个。你对贫下中农是啥子感情？毛主席教导我们，人多好办事。你不准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生孩子，要加以限制，试问：你这是啥子思想？啥子感情？啥子立场观点？你说！

  联防队员杀气腾腾，李天德不知该如何应对，他真后悔不该跑到这望江公园来写材料。见他愣在那儿不吭气，有个队员追问：你究竟是哪个单位的？干啥子的？叫啥子名字？

  事已临头，只得横下一条心，李天德故作傲气地斥责道：你们有啥子资格问我，我不是已经说了吗，六号信箱的，叫无名氏！

  哼！你的嘴巴硬！那头头撕下控制人口那几页稿纸：看你一定是个臭老九。我找你们厂革命委员会来处理，你居然敢反对无产阶级人口政策了。走！

  李天德神经顿时紧张起来，准备在强行挟持自己时跟他们扭打。不料那头儿喊了声走，转身离开，几个队员也跟着走了。其中一个队员边走连扭过头来吓唬道：臭老九！思想反动，我们还要找你的！

  李天德长长舒了口气：好险啊！好在是在写控制人口，若是写到否定文化大革命，那非当反革命抓走不可！他十分庆幸急中生智的“六号信箱”救了他。为防备这伙人杀回马枪，他决定马上离开这是非之地，越快越好。

  赶回大众旅店，也无法写材料，只得换了个稍好点的“新建旅店”。三人间，有张小桌子，三角钱一夜。他决定用三天把材料写好，然后动身去北京。他估计客人白天都会出去办事，正好乘房里无人写材料。

  第二天上午11点，服务员来敲门，说是要查证件。

  为防备有人突然闯进来，他从里面把房门扣上了。门打开，服务员带进来两个联防队员查证件。李天德惶恐不安地把苗漆茶场开的“探亲假证明”交给他们时，心都要跳到喉咙上来了。幸好他们不知道苗漆茶场是劳改队，没认出这个劳改犯的身份。但瞅见了桌子上的稿纸，怀疑地问他在写啥子？

   惊恐之际，李天德瞥见自己有意放在桌上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忙机灵地说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写学习心得体会。联防队员看了《毛选》似乎相信了，客气地说声：同志对不起，影响你学习了，三人退出房间。

   他不禁脱口喊了声：我的天，太危险了！他正写到知青下放问题，下笔十分尖锐地批评知青下放政策。他突然开窍了。为应付可能的危机，他翻到“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撕下一页稿纸，写了一段声讨杜聿明滔天罪行的文字，用两倍大的标题，写下“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盖在第一页。

   天有不测风云，又一件意外，差点毁了他。

   写到下午五点左右，进来两个旅客。李天德没心思理会他们，他收拾好材料，装进提包，出去吃晚饭。他预计到明天上午就能把草稿写好，然后修改。晚上他不敢动笔，躺在床上，为小心起见，他特意把稿纸垫在枕头下。连续两天没休息好，加上神经高度紧张地写材料，人特别困倦，倒下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两个旅客出门弄出响声，把他惊醒。他本能地伸手去摸枕头下的稿纸，还在。又去摸席子下的钱包，顿觉毛骨悚然，那几十元钱不见了！他断定是刚才离店的那两个像贼的人偷了，便立刻光脚冲出房门去追。跑到旅店门口，早不见人影了！

   咋个办？李天德发呆地站在那儿。他想起了回成都的龙头和几个知青，现在没办法，只有找他们了。

   他按地址找到龙头。龙头听说他昨夜住旅店钱被偷了，忙不迭地责怪他：李哥啊李哥，你这是不把我当兄弟了，出了事叫我做兄弟的啷个子想嘛！以前我跟你说过的，只要到成都，就一定要到我家里来。还可到蜀西那里嘛。算啦算啦，钱是小事，只要人平安就对啰。

   李天德真心感激龙头的慷慨义气，说自己想在成都呆一段，想请他帮忙找个临时工做，拉架子车也可以。看行不行嘛？龙头略一迟疑后说：好，就到我们厂修缮队干吧，队长是我铁哥们，对他说一声，保证没问题。

   当晚，龙头把他带到王蜀西的家里，正好珍珠也在，他们还未结婚，国家规定女的要满25岁才准结婚，珍珠的年龄还不到。大家见面非常亲热。王蜀西房子宽，非要住他那儿不可，李天德搬到了王蜀西家。

   三天后，龙头在厂家属修缮队找了个泥工活，每天一元五，一个月下来四十多，相当于他在劳改队两个月工资。李天德准备干一个月，挣到四五十元钱后上北京。同时还可以从容不迫把材料写好，再抄几份。

   李天德在成都拉起了架子车。七月的一天，烈日高悬，酷暑逼人，李天德汗流如雨地拉着架子车，在英雄口（现成都闹市口）碰巧遇到了摆摊卖药的喻俊。喻俊回忆说，“斯情斯景，令这两位昔日的学友和难友，道不尽心中的喜怒哀怨，说不完分手以来的坎坷生死。”

   原来，喻俊在华莹山煤矿二井当了几个月的拖儿匠。一次，他筋疲力尽地推着一节罐车出巷道时，被身后冲来的罐车撞成重伤，好在他躲得快才死里逃生。后又因严重空洞性肺结核几临死亡边缘，经两位国民党中校军医“反革命”的合力抢救，才在1965年使空洞闭合。1966年春走出劳改营后，被遣送回老家乐至县，在农村当起走乡串户的裁缝。

   1967年春节，在全县“斗争地、富、反、坏、右大会”上，喻俊惨遭毒打。有个冶金系老同学是重大“八•一五”驻乐至的联络员，见状怕他被打死，便吩咐县公安局将其收审，这才使他逃脱了灭顶之灾。

   这时县公安局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便将他放回家。母亲告诉他，叔叔喻金山听说到他遭毒打后，叫喻俊到他所在的川西理县上孟乡去，到大山里采药避难。从此，喻俊只身逃难，在深山老林，跟着叔叔学医挖药，过了几年与世隔绝半人半兽生涯。后流浪到成都，成了一名流落异乡街头摆摊卖药的走方郎中。

   得知李天德要到北京上书《献国策》，喻俊全力支持，慷慨解囊，拿出身上仅有的五元钱赞助。

   顺顺当当过了七月。白天当泥工，晚上写材料。材料写好，还抄写了三份。他准备到北京后，分别给全国人大的朱德委员长，国务院的周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各寄一份。唯独没有考虑给毛泽东。李天德说，在他看来，毛泽东已经是不可救药了，《献国策》摆明了就是要对他进行系统清算。话要说给明白人听，哪里还有心思去给一个暴君上书论道，谏言献策呢？！

   为郑重其事，他把上书定名为《献国策》，即治国安邦之策。署名“李笑天”，即“笑傲天地一书生”之意！

       22.4     万言书《献国策》

   据1985年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的万言书《献国策》，和我所收集的《献国策》手稿相对照，《献国策》近一万字。这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在三十多年中，唯一收藏的原“反革命犯”或言政治反对派的国策纲领原件。      

    2004年10月，北京，李天德对我详细解释和说明了他当时写《献国策》的想法和思路。《献国策》全面否定了晚年毛泽东的治国思想，提出了他自己复兴中华、建国强邦、造福人民的主张。


  《献国策》开篇明义提出：“应当让有无产阶级卓越政治远见的、胸怀大志的、有才干的年青人担负国家之重任，以便为国家制订出革命的、行之有效的策略，引导人民为建设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

  为此，我建议：

 中央应颁发求贤令，广招天下有志之士。

  我愿自荐到国务院，为实现今日所献之十二条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献国策》分十二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节制生育，控制人口”。 李天德对我解释说，在他当时看来，中国社会现实面临的第一大难题，是解决人口的过度膨胀。

  天生斯民，养以厚土。几千年来的中国，人和土地的关系，一直困扰着这片国土。

   商周之际，人稀地广。周行封建，封疆列土，百姓依附土地繁衍生息。而父生几子，均分父业。数代以降，终至疆土分崩离析，是以动荡缘起。春秋战国，浮民起而生百业，百业兴而起百家，皆因游离于土地之外的浮民兴业，安纳人口。

   自秦以降，中国进入人口膨胀与土地兼并同比，而导致社会危机同步的动荡周期。隔二三百年，人口与土地危机达到顶峰，便会发生改朝换代的巨大灾难。或农民起义，或异族入侵，兵燹频仍，万民塗炭，玉石俱焚，人口锐减。新王朝人稀地广，百姓休生养息，又重蹈前辙。周而复始，无穷尽也！有清开疆拓土，然人口积聚至四万万众。没有西潮东渐，中国无疑又会重蹈覆辙！工业革命将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人口生存空间。

   但农家出身的毛泽东，仍以农业社会“多子多福”为立国之道，以“人海战术”的天下的经验，一味鼓吹“人多力量大”，“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大批“马尔萨斯人口论”，把马寅初节制人口理论打入十八层地狱，导致人口急剧膨胀。只是在大跃进•苦日子的灾难中，中国人口锐减。此后，稍得温饱的中国人，便转入生育高潮，从六亿、七亿而进入八亿。长此以往，前景将多么可怕啊！

   就现实而言，土地生产能力日衰，农民终日拼命劳作，终年难得温饱。生产的大部分粮食上交国家，也难以供养城市人口。农村饥饿，城市也在忍饥挨饿！失业青年与日俱增，只好赶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李天德认为，比较美、欧和苏联等国，中国这块土地，控制在三亿人口，将会为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福趾，留下良好生存空间。

  人满为患的中国，对土地贪婪索取已至极限。耕地日渐贫瘠，水土流失严重，仅四川境内的大江大河，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清澈， 李天德痛心疾首的是，眼看长江一天天变成了黄河。   

  记得还是刚上大学的时候，他和刘克敏发生过一场争论。当时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到边疆拓荒。李天德大侃一通生态平衡，认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各自因其生存环境使然。内蒙和新疆是草原生态，若强行农耕开发，拓荒必然导致沙漠南下。中国将在失去草原同时，逐渐失去农田。自然对人类报复的结果，必然是沙漠统治大地！

  纵观中国历史，人口激增——土地匮乏——社会矛盾激化——民变蜂起——战乱不休——王朝覆没——人口骤减——新王朝建立——社会稳定——人口激增——土地匮乏——社会矛盾激化——民变蜂起——战乱不休——王朝覆没……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就在这样的社会模式下周期性循环动荡，人民的灾难无穷无尽。          

  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那是李天德五十年代蕴积的治国安民思想！

 李天德为此提出：“在今后二十五年内，实行‘工两农壹’制方针。即凡属城镇、工矿非农业人口，任何一对夫妻，只许生养两个孩子以下；农业人口只许生养壹个孩子以下。此事必须作为法律固定下来，任何人不得违抗。各级机构专门设立一个由宣传、医务、政法三部份人组成的监督委员会。

  此外，只有实行了“优选化”的人口计划生育，才能减少“很多不应有的麻烦。教育、卫生、医药、粮食以及就业问题就好办多了，知青下放问题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如‘开后门’等怪现象也就不存在了。”中国的建设大业才能轻装上阵。

  谈到第二节“缩小工农、城乡差别”，李天德坦然以告：在他当时认识中，建国以来实行的“剥夺农业，为工业化搞积累”的斯大林模式，造成农业濒临破产、农民极度贫穷的现实，使他痛心疾首、忧心如焚。囿于长期宣传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主张实行“厂、矿、公社合一”。凡新建厂矿企业，应建在原料产地和农村，并和相当数量的公社合并，造成“厂矿是公社办的、公社是厂矿办的”；逐步把公社办成国营农场； 公社在厂矿支援下，逐步走向机械化，集体食堂居民点（村）； 缩小工人内部、农民内部，工农之间的工资差别；提高农民收入。

  第三节“为农业人口提供福利”，源于“中国以农立国，国家必须对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的想法。

  第四节谈“教育革命问题”。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近十年间，文化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的破坏和摧残，而大学尤其成为重灾区。自1974年大学恢复招生以来，实行推荐制，更是百弊丛生。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一不文化考试，二不注重水平，全凭干部推荐。结果造成有关系、能走门路的，连文盲、半文盲也堂而皇之走进大学殿堂，而有真才实学的有识有志之士，则只有望洋兴叹、向隅而泣之份！古往今来，唯此荒唐至极！如此压抑人才、辱没文明的倒行逆施之举，实为愚民政策的需要！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建兴，急需大批有识有志的人才，必须改变现行的教育体制和制度。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在《献国策》中，李天德主张，必须实行文化考试为主、政治考核为辅的大学招生制度。

   他提议：“高中教材、学制全国统一。取消大、中、小学中的‘开卷考试’制度，一律实行闭卷考试。” 
   

  （1959年，李天德被囚于原白公馆）

   第五节“知青下放问题”中，他提出：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口号，动员知青下乡是可笑的，是有欺骗性的。90%的知青到农村是出于被迫和勉强。他们以走后门，碰运气，希望有朝一日能招工、招学离开农村。8%左右的知青基于家境无钱无势，颇能埋头苦干，积极锻炼，可惜又往往不为干

  今后知青必须继续下放。但必须把城镇人口过剩，无业可就，农村的艰苦生活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了减少国家负担……等等告诉他们。今后知青下放最好集中办农场或知青生产队，办集体食堂，统一作息和学习。

  第六节“医疗卫生工作问题”中，他认为：从全国的大医院、医疗设备、技术力量、药材分配情况看，医疗卫生重点仍在城市、厂矿；而农村则缺医少药。他主张，必须更有效的把医疗卫生院工作重点转向农村。  

  第七节为“干部问题”。李天德对我说，在他当时的认识中，在政权、生产管理权、产品分配权合一体制下，官僚特权和集团利益化势不可免。他主张，对干部必须实行“民主理政，群众监督”；健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依法处理干部的贪污、盗窃、营私舞弊、弄虚作假、谎报成绩、欺上瞒上、迫害群众、奸污等犯错犯罪者。改革干部制度，限制干部任职；上至国家主席，下至一般干部，取消终生制。

 第八节“纠正下述歪风邪气”，强调“限制干部身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充分发挥群众的革命主人翁责任感”。 

  第九节“刑法、定罪、治安问题”，强调不要以言治罪，对国家领导人、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书面批评和口头指责者，即通常所说的反革命攻击、诬蔑言论，一律不打成反革命或反革命集团；加强对工人、农民内部刑事犯的专政；对反右运动中的大学生右派无罪释放并安置力所能及的适当工作。                                    

  第十节“各项政治运动、方针政策的现实意义和群众基础”，系统清算了晚年毛泽东的治国思想和路线。他认为：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知青下放、教育革命等，是主席孤意妄行的结果，于国于民“造成方向极不明确、极度混乱，以至破坏大于建设，坏处多于好处。”他还有针对性地批评说：“中央里有气魄者太少了。对明明是唯心的、错误的东西不敢抵制，怕丢官。”

  他明确指出：“关于文化大革命，我认是完全不必要的，坏处大超过好处。”

  他列举了“文革”的为祸：“许多好干部受到林彪一类的迫害；我们的人民遭到前所未有的愚弄，受了坏人的唆使，象仇人一般相互厮杀；让林彪一类大小坏蛋捞了便宜。小坏蛋搞打、砸、抢、抄、抓、奸淫、烧杀；大坏蛋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搞法西斯主义。为一切仇杀、个人报复大开绿灯；国民经济遭到建国以来仅次于“自然灾害”年的空前大破坏； 在精神道德方面，由于林彪搞的神秘主义、宗教迷信、极权崇拜，使人们变得不诚实、伪善、奸滑”。他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对打倒刘少奇的异议。

  李天德用相当篇幅，以亲身经历和历史事实为证，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和乌托邦社会模式进行了尖锐而系统地批判。

  他提出：“人民公社，它只表现出了‘政府合一’的好处。而其它则是‘共产’风，大破坏，乌托邦的狂热。”他质问道：在没有遭到“自然灾害”以前的五八年、五九年，全国粮食、钢铁的谎报数字是多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九千亿斤粮食吧！）实际又是多少？所谓“自然灾害年”又是怎么个灾害法？气象局有何证据证明全国都遭了天灾？中央难道不明白？即明白，那又怎么说明三面红旗是举对了的？明明是错的，却偏偏要说是对的，这除了愚昧人民，搅乱人们的正常神经外，就是为毛主席一个人的错误开脱罪责。现在又把刘少奇、陈伯达抓来作替死鬼、赎罪羊了。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正确的。”

  第十一节“领袖的任期与功过问题”，无疑是李天德留诸历史、对中国社会最具思想深度和价值的贡献。

  李天德对我说，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斟酌提出的思想。他认为，皇权专制是为祸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病根，只有从制度上结束专制独裁，才能使中国社会摆脱造成灾难的祸根。但明前地提出“专制独裁”问题，无疑将会刺激和吓退所有的共产党人，更难以为上书对象周恩来和邓小平所接受。是啊，无论从胆量还是从感情上，他们怎么会接受自己一生献身的事业，竟然会与专制独裁相联系呢？而放眼现实，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不就是要实现大权独揽，并实行身后的“接班人”和“家天下”皇权传位制吗？！

  他决定以策略为尚，从领袖任期着手，设计名正言顺、为世人接受的政治制度，以结束终身制，铲除独夫专制的前提。他提出：“中央主席，不行连任二十年，即使无错，自己也得主动免选，至于在任职期犯错者，随时罢免”；“总理、‘人大’委员长和各部委，任职均不得超过十五年。这样做，即避免了形成个人专制和宗派集团，也造就了更多的国家领导人，让人民中的更多的优秀人物都有机会管理国家事务。”

  行文所及，激动之情忍不住愤然勃发：“不应该把一切功劳都算在毛主席一个人头上，也不应把一切罪过都栽到别人身上……仿佛没有毛主席，地球就不转动，人类就不进步，女人也不生孩子了！”

  他大声疾呼：“反对搞宗教神权和个人迷信。把毛主席吹捧上了天，简直是救世主下降。公然象封建帝王一般要天下人在一切场合高呼‘万岁！万万岁’！而对于这些肉麻的吹捧，自称为是唯物主义者的人，居然乐意接受而不加阻止。唯物主义者相信人可以活万岁吗？说什么‘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今后五十年至一百年是人类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翻天覆地的时代’等等伟大的空话，有什么意义呢？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里，难到还需要一个从根本上推翻或动摇其专政的天下大乱吗？难道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天下大乱就不能根治吗？”

  他以常人不敢为的笔触辛辣而尖锐地指出：“毛主席由于长期养成了‘我说的算数’，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听得好话，吹捧阿谀的话，听不得反对自己做错了的‘坏话’。林彪深知此窍，故此任何人都善于紧跟、高呼‘最最最最伟大的毛主席，万万万万岁’！像赵高一般又善于指鹿为马，陷害开国功臣（如邓小平、贺龙、谭震林等）。紧紧（仅仅）是由于林彪会‘高举’、‘紧跟’，会拍马屁，于是毛主席就把他安置在‘法定接班人’、‘亲密的战友’这把金交椅上，从此谁也不敢反对他，也要人民敬祝这个副救世主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了’……‘文革’不是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吗？有了成绩就写到主席头上，错误、坏事就栽到林彪身上？好一个奇妙的办法！……我认为上述的话是难听的，但是忠恳（中肯）的。如果主席不是立党为私，不是想把功劳都写到自己（而是党中央）的身上，不是过高地估价自己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那我奉劝主席量大一点，拿出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政治家的高风格出来，主动让位给卓有远见、胸怀大志，有才干的青年人。”

  就第十二节“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探讨”，李天德写信给我谈了自己当时的认识。

  信中说，他在劳改营二十年，用相当大的精力，认真研读了马恩经典著作。共产主义是立党立国的理论基础，八亿中国人奉为圭皋的圣经。在他看来，它只是经典作家的一家之说，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初期原始积累阶段的血腥，昭示了人类理性对社会公正、平等、正义的向往和企求。但免不了体现出人类认识的局限性。经过长期思考，李天德得出了一个结论：共产主义学说不过是一种即含有合理内涵、又有历史局限性的假说，其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是乌托邦！

  李天德告诉我，在他当时看来，皇权专制式的体制加上乌托邦幻想，这正是中国社会发生灾难的根源所在！治国者对此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社会将灾难无穷！

  在第十二节行文中，李天德不求深刻，避免刺激，尽量以平和通俗的笔调写道：“我认为，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到顶的天堂。否则那岂不是说运动就停止了？没有斗争没有矛盾了？这不是又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相矛盾了？……故，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是不完全的，有的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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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余习广：2004年9月26日、27日采访记录、2005年3月15日补充采访记录；采访对象：李天德、喻俊，及一位不愿署名的知青知情人；
《李天德回忆录（草稿）》；
喻俊：《难友李天德》；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藏：《献国策》；余习广收藏：《献国策》手稿；
喻俊专稿：《往事不堪回首：劳改营的右派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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