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姑娘。”这对当时他来说，可谓深有感触。那是意识形态在中国争相崛起的时代，各门各派纷纷以各自信奉的意识形态需要为宗旨，对历史任意、轻率地解读。早年的康有为如此，袁世凯的御用文人亦经营此道。当然，最为胡适不愤的，正是与他同时期的某些左派史学家，刻板的将某些西方理论生搬硬套过来，为政治活动摇旗呐喊。直到现在，当时被蒙蔽多年的年轻人终于身体力行创造了历史，回首眺望，现身说法，谆谆告诫自己的儿女，历史并不就是那点宏观的大事，而细节的真实是我们冲破一切障眼法的唯一终南捷径。不要试图去阐述宏观历史，那是某些御用文人舞文弄墨的大舞台，正直的修史专家的难以涉足的禁地，皇帝老儿攥改历史戏的后花园。抓住历史的尾巴，小心翼翼地一瞥历史长蛇的真面目，起码你会明白，历史不再是那冷冰冰的大事纪，而更像一条即将吞噬你我的毒蛇。

从魏晋的嵇康说起吧。 当“竹林七贤”的六贤为了保全自己向司马氏妥协时，嵇康却全然不变，宁折不弯。同样是隐居山林，放浪形骇，蔑视礼法，但为什么嵇康蹈死不顾？他更懂得儒家伦理，舍生而取义？其实不然，他们逃避现实、不拘礼法本身就是对儒家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传统的反叛。后人不知道，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原来，他娶了曹氏宗室的女儿为妻，故而不肯彻底倒向司马氏。事情就这么简单，他不肯背叛自己岳父家族而已。历史从来如此，万千诠释最终也无法说明人在一个基本准则上的坚守。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理学家张载的这句名言，用来评价朱熹最为恰当的。朱熹虽被后人称为朱子，与孔孟相提并论，但在世时抑郁不得志。立志开创全新的哲学，建立了一套关于理与气的学说，当时的士大夫不以为然，一天到晚只考虑如何在面临金国危胁和内部斗争的南宋政府中自保，而普通百姓显然读不懂。稍可慰藉的，作为儒家教化的提倡者，朱熹有诸多信徒（包括学生），可惜好景不长，当权派出于政治考虑和愚民统治的需要，把他的学说诬蔑为“伪学”，加以打压。当然，悲剧源头，在于治国平天下的书生意气，坚决主张改革，又疾恶如仇，多次上书皇帝弹赅贪官。可想而知，一介书生的朱熹哪是那帮在朝廷争斗中如鱼得水的贪官的对手。最终，被诬陷霸占已故友人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做自己的小妾。作为儒家伦理的捍卫者和宣扬者，一个践行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的传统士大夫，这种诋毁是致命的。朱熹后来做了一件让他终生耿耿于怀的事情，他为了自保，主动进京向皇帝请罪，无奈地承认“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年事已高的朱熹没有年轻人壮士断腕宁死不屈的勇气，从此声名狼藉。你知道后来千万人景仰的大学者朱熹，很长一段时间在老百姓眼里，是个贪财好色的死老头吗？这就是我所说的历史的尾巴，抓住它，然后见微知著，便可见历史的若干真面目。

最后，我想提起言必称孔孟的中国文官在历史上上演的最无耻的一幕滑稽剧。这就是明朝大名鼎鼎“生祠”运动。生祠，顾名思义，是为活人建造的祠堂。这个活人不是奉天承运的皇帝，而是专权误国殃民的大太监魏忠贤。在儒家观念里，太监是什么概念，不男不女，地位跟宠物家禽差不多，怎么会被尊为“至圣至神”。更有恬不知耻者，要把魏忠贤引进孔庙，与孔子并肩，真是难为他这样的绝招也想得出来。好在，历史从不让人彻底绝望，“阉党”专政，总有许多正直官员与他们殊死争斗，飞蛾扑火，从不间断。杨涟便是最无畏的一个。他向皇帝呈进长篇奏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上自朝廷，下至京城百姓，纷纷传抄，“忠义之气鼓畅一时”。只有昏了头的皇帝被蒙在鼓里。魏忠贤反戈一击，假借圣旨，将杨涟等人逮捕。杨涟被拷打得皮开肉绽，然后用钢刷刷，用铜锤打，无所不用其极，活活被折磨至死。杨涟等人与魏忠贤的粉丝，反差之大，令人惊叹。历史就这样因为人而精彩起来，活生生的好人和坏人，惨烈地死，苟且偷得生，若有轮回，那是你我，该如何自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