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人类的秘密人本身无法破译。在敦煌千佛洞的经卷里，一种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乐谱和舞谱一直无人能识。有敬畏者称之为“天书”。也许真是天机不可泄露吧，企图破译古乐谱的两位中国学者，在自以为要成功的时候先后死去，使这种研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悲剧色彩。其中敦煌古谱专家席臻贯之死更是让人百感交集，患膀胱癌的他是在打了两支杜冷酊后，才硬撑着看了一眼自己破译的《敦煌古乐》的演出。
1994年的夏天，兰州城里，我进了背靠黄河的敦煌研究院，想找席臻贯的同行问一些有关古乐的线索。而给我的答复是，他没有同行。这个答复使我的仿佛置身沙漠。敦煌的学者们真正是孤独的一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连哭声也不会有人听见。
如果时间是一条路，以敦煌为目的地的路人几乎没有，而那些走在这条路上的人，相互间却又要仇视和争斗。在孤独的暗河下，他们与我们一样渴望人间烟火。红尘的气息让人安然、亲切、又充满无奈。面对海一般深厚的敦煌，文人们绞尽脑汁研究着，同时，也用高度发达的智慧进行相轻和争斗。在这里，我听到儒雅的人们把常书鸿
开门出来的李承仙，头发花白凌乱，眼睛已有些混浊，戴着老花镜，佝偻着腰，身上是一件颜色斑驳的围裙，胳膊上套着同样涂鸦的袖头儿。她说，我在画画儿。那一年，她70岁。当时我想，如果一个70岁的妇人还在为她的理想奋斗的话，那么上帝也会原谅她所有的过失。
两人坐下说话，她看到自己那条裤子的两个膝盖磨破了，就努力把破的地方向上拉一拉，想遮住那地方。第二天我再去时，看到她已经用线把破洞补好了。再后来，我写的稿子在《人民文学》上刊登，她的一个亲戚在美国看了，给她寄了一百美元，劝她去买条新裤子。她取了钱，宽和地笑一笑，并不说啥，如同听我复述人家叫她“地主婆”一样。
后来，她曾经深夜三点多给我打电话，一面说着对不起，一面解释，脑子已经坏了，想起的事情不赶紧说，一会儿就忘了。她说正在和儿子一起在敦煌开凿新石窟，想让我去看一看。我对新石窟不了解，终于没有去。放下电话我想，李承仙也是没有同行的。
再见她时，已是2003年的4月，她已经被确诊患了胰腺癌，只能再活三两个月。她说要好好配合治疗，争取多活一段，把该办的事情办完。她把儿子叫来，对着常书鸿的画册，一幅幅地交待画的去处，并在小本上记下她一生的回忆，画出她在敦煌住过的院落和房子，描述她在每个洞窟里做过的事情。虽然她知道怎么写也写不完了，但是还是写得一丝不苟。我去帮她热饭，她问，会不会用微波炉？哦，会用，那如果有人，你就排一会儿队。我答应了要走，她用递过一张纸，用这个垫着端，不烫手。这真是一种别样的平静，平静得没有一滴泪水，平静得让人惊心动魄。
这个学西洋画的妇人，早就发现自己不再会画油画了，当别人追着时代跑的时候，她却向历史的深处退去，直到蜕变成一个唐代画工。无论是灵魂还是肉体，她都与敦煌不能再分开。然而，当她知道自己要死的时候，她却说，把我的骨灰撒到海里去。
不愿与人为伍。死了仍要孤独，正如敦煌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记下李承仙和她丈夫常书鸿的故事，也许是上个时代开给我们这个时代的节目预告。我知道，许多人对常李二人的看法与本书相悖，也可能认为这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好在这是一个学术和言论都相当宽松的年代，多一种评价，多一种看法，对历史来说，不是坏事。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引用了众多敦煌学者和作家的研究成果，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zhang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