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汉克斯（Emma ‘Red’Jane Foster Petach Hanks）：美国志愿队护士

    (注：在志愿队300人的队伍里，有两名女性医护人员，其中之一就是简·汉克斯女士。实际上，在这一串长长的名字中，前三个是名，后三个是姓。她不喜欢别人叫她Emma（爱玛），说是听起来不好听。而Red（红）实际上是她的绰号，因为她的头发是红色的。在她的姓里，Foster（福斯特）是娘家姓，Petach（佩塔奇）是第一个丈夫的姓，Hanks（汉克斯）是现在丈夫的姓。她的名字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不仅曾经有关于她的报导，而且她的丈夫汉克斯也因曾在几十年后在云南边境寻找驼峰战友的坠机而广为人知)。

    我很小的时候，就对中国充满好奇，父亲常带我到中国餐馆吃饭，我把能够找到的有关中国的书都找来阅读。在宾州大学读书时，听说有一个与中国交换学生的项目，但只有男生才能有机会。我想既然男生可以去，没有理由不让女生去。于是，与父亲商量之后，我们一起来到了纽约的岭南基金会，和那里的项目负责人争论了一番，终于使对方接受了送女生做交换学生的想法。于是，1935年，我就作为岭南基金会交换项目的第一位女生来到了中国（注：岭南基金会于1893年在纽约成立，最初是与设在广州的岭南大学进行交流。现在该基金会继续支持在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以及岭南香港大学的各种项目和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等）。

    我是近一米八的高个子，白皮肤蓝眼睛，还长了一头红头发，在中国人看来长得很奇怪，而我却独自游览了中国的很多地方，包括北京的故宫。在广东岭南学院的学习期间，我深深地喜爱上了中国，1937年返回美国后，便下决心再到中国去。可是怎样才能办得到呢？我想当时中国非常需要医护人员，学当医生需要的时间太长，而学护士则是一条捷径，于是我就在耶鲁大学医学院修到了护理硕士学位并随即工作。这时，美国志愿队正在组建，来耶鲁大学招募医护人员，父亲得到这个消息便马上告诉我。我立即报名参加，两天后就上路了。在三、四十年代时候的美国，大多数妇女没有工作，而是当家庭妇女，家人对我如此支持，是相当少见的。

    1941年10月，我从旧金山乘船前往中国，同船的还有其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既聪明又爱冒险的美国志愿队的小伙子。可我觉得这些小伙子就像些大孩子，自己比他们成熟，因此对他们没什么兴趣。由于当时军方招募志愿队员时匆匆忙忙，还没有来得及给他们打预防针，只好留到上船再打。这下，我可把这些小伙子整住了，因为他们很怕打针，有人才看了一眼针头，就吓趴在了甲板上，打完之后，仍被吓得躺在甲板上起不来，我说你们连打针都怕，怎么能打仗！

       船上的生活丰富多采，使我很开心，小伙子们对我也倍加呵护。我和其中一位叫Peter  Petach的志愿队员在船上相识、相知、相爱，这段浪漫的旅途终于有了结果，我们在昆明结了婚，陈纳德为我们主持了婚礼。

    戴维·里·希尔（David Lee Hill），美国第二中队飞行员

    我的外号叫“德克士”，人们很容易猜我是德克萨斯州人，然而我并没有在美国出生。1912年，作为基督教长老教会牧师的父亲将妻子儿女带往韩国，在那里传教。三年后的1915年7月，我在韩国出生。在我只有15个月大时，因为韩国没有合格的牙医能够治疗父母严重的牙疾，只好全家人返回美国，这是我第一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在亲友的帮助下，父亲经营了一个农庄，但是他心里一直想着几年内再返回远东。没想到这一使命后来落到了我这个最小的儿子肩上。

    从儿时起，我就对飞行有非常大的兴趣，后来尽管中学成绩很好，17岁刚满时，我却一心想加入海军。父亲虽然没有阻拦我，但是忠告我接受高等教育也同样重要，于是我就到具有军事性质的德州农工学院上学。大学三年级时，我决定申请加入陆军空军大队学习飞行。但是没想到，我竟然没有通过考试，于是便转向海军，但听说需要有大学学位，此刻我明白父母的忠告是多么有智慧。申请海军飞行训练的考试与陆军的类似，这一回，我通过了。

    在海军飞行学校的训练辛苦而充满乐趣。1939年，我毕业获海军少尉军衔，并被派往萨拉特嘎号战舰驾驶鱼雷轰炸机。在军校里，我结识了很多朋友，但没想到两年后会在1万2千公里之外，与许多当年的同窗一起为中国的命运背水而战。

    当陈纳德的志愿队招募人员向我和另外2人说明美国志愿队的使命是前往缅甸，保护通往中国的一条唯一的供应线路即滇缅公路时，我们三人站在那里怔住了，问道：“缅甸在哪儿？”我突然间想起了自己的出生地韩国，虽然没有多少记忆，但父亲常常告诉我许多那个遥远的国度的事情，也就使我产生了有朝一日重返远东的渴望。我知道只有海军才提供这个可能性，甚至还申请调往到一条在西太平洋巡逻的战舰去。参加志愿队的另一个诱人之处是他们目前还没有找到足够的战斗机驾驶员，所以也接受非战斗机驾驶员。我们三个人没有犹豫，立即决定加入。但我们也知道海军会对此十分不情愿，因为海军需要大量的飞行员，所以我们对是否能参加志愿队也不太清楚。

    终于，一个月之后，招募人员将合同放到了我们面前，说道：“如果你们真想加入，就必须知道几件事。首先，要明白志愿队的敏感性，因为面前美国和日本没有交战，如果发现你们在中国和日本人打仗，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可是会否认你们这支队伍的存在。第二，是关于收入。每当在空中打下一架或摧毁一架地面上的敌人飞机，中国政府同意另外奖励500美元。这虽然没有写在合同上，但我相信这是真的。”我们第二点兴趣不大，因为海军飞行员的薪水已经很高了，而前往远东冒险和参加实战的前景，对我们来说更为诱人。

    尽管我们兴奋不已，而中队长却为将失去三个有经验的飞行员而大为不满。因为招募者们只对有希望的飞行员讲解了志愿队的任务，其他人无从得知。中队长立刻飞到华盛顿讨个说法，海军部官员告诉说这是个秘密，必须放手所有被志愿队招募的人员，因为这个命令来自最上头，无可奈何的中队长只好为我们三个人举行了热烈的告别晚会。

    1941年7月底，我和其他24名志愿队员揣着美国政府发给的上面印着千奇百怪职业的护照，从旧金山登上了一艘荷兰客船，经停夏威夷的檀香山，为避免日本军舰的攻击，绕道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爪哇岛的巴塔维亚、新加坡，在那里换乘一艘中国客轮，最后驶向缅甸首都仰光。

    乔·罗斯伯特 (Joe Rosbert)：美国志愿队第一中队飞行员

    1938年，费城罗马天主教会中学大礼堂，海军军官们给我们放映电影，他们穿着令人难忘的空军制服，电影的名称也撩人心炫。看到电影上的学员们学习飞海军飞机，我激动地睡不着，急不可待地要去报名参加海军的空军大队。我这一夜过于激动，血压也升高了，还算好朋友的医生哥哥给我服了降压药，我才平静下来，去接受体检。6月的一天，收到海军的来信，我太紧张以致于一时打不开信封。打开一看，是通知我到海军报到，我的肚子一下子又翻腾起来，想想看，这是成为飞行员的第一步。 

在佛罗里达州的朋塞考拉海军航校最早见到的人之一是戴维·希尔，他比我早一年。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会在远东为中国而战中再次相遇，并变成了终身的好朋友。

航校训练结束后，我负责指挥一个巡逻机中队。有一天，在加州圣迭哥的海军航空站，半夜被同屋叫醒，他醉惺惺地说有人在招募飞行员到中国去，我说你醉了。但是他的话还是触动了自己，那时，海军要求我们从航校毕业后在战舰上服务三年，而天天在加州海岸的巡逻使人感到乏味，这时是1941年6月，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世界上已经有那么多人已卷入战争，我感到自己肯定能够做比成天在太平洋沿岸飞来飞去巡逻更重要的事。可是，怎样才能让自己光彩地被海军提前踢出，去干别的呢？

    第二天巡逻完后，我跑进了会议室，看见一位灰白头发的人说：“我这儿有一个有意思的提案”，接着他讲述了正在组建的美国志愿队，将由飞行员、地勤人员和P-40战斗机组成。一阵战栗在我的脖颈上下窜动，我一直在梦想成为战斗机飞行员，而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只是开巡逻机，现在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我拿到报名表时，心头却凉住了：只招战斗机飞行员。人家说这是第一个志愿队，后面还会有由轰炸机飞行员组成的志愿队。我赶快找到一位对巡逻机飞行员的同情者，对方说想法替我说情。终于，我接到了通知书，又让我兴奋不已，超速开车去报到，等签了字后才松了口气。离开海军需要办的程序非常繁琐，比进入海军还难。当终于办完手续后，我站在圣迭哥的大街上，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军人了，同时也感到很奇怪，我将前去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为的只是在实战中驾驶战斗机。

    离开海军使自己感到忧郁，毕竟那是自己最早的大冒险，然而很快这份忧郁因加入志愿队而消失了。美国志愿队肩负神秘使命，合同说是执行飞行任务，没有具体细节，口头合同是每打落一架敌机，中方给500美元奖金，而美方计算我们的军事服役记录。后来，中方实践了诺言，而美国政府却没有，因为海军不认账，说是没有书面文件，陈纳德将军花费了很大努力，甚至闹到国会，仍然没用。显然，军方对我们这一小群后来变得世界闻名的“平民”充满了嫉妒。

    我去领护照时，职业一栏上写的是“修房者”。我申辩说：“我不会干任何修建房子的事”，对方说：“那不要紧，没有人应该知道你是谁或干什么的”。1941年9月2日，我们乘坐的船只从旧金山启程。我被指派负责同行的10名飞行员，25名地勤人员、办公人员、枪炮手、机械师、话务员等。经过约2个月的航行，行程12000英里，绕过半个地球，终于到达缅甸。当我将这群调皮捣蛋的人马交给来人时，心想自己没因此长出灰头发来真是奇事。

    在旅馆里遇到查理·莫特，他让我将一个奇特的金属玩艺儿交给志愿队管武器的人。这时，我开始意识到真正的战斗快来了，急切地想见到和驾驶P40战斗机。在东瓜的营地，我见到其他的志愿队员，很惊讶见到许多海军里的熟人。想想看，在世界另一端的缅甸丛林里的飞机跑道旁，这样的见面有多么令人不可思议。队里还有许多陆军飞行员。人们没有穿可辨认的制服和佩戴肩章上的杠杠，因此无法分别各自的军衔，这对大家似乎也很合适。大多数人穿着丛林夹克和卡其布短裤，登一双高筒防蚊靴，戴一顶活泼的热带帽子，许多人屁股上挂着枪，整个就像是一幅电影里的景像。

    珍珠港事件使每个人坚信自己参加美国志愿队是做对了。在这之前，还有人曾经想过回美国，而此刻大家都很投入。

    由于天气原因，原定1941年12月17日飞往昆明的计划不得不推迟一天。18日在等待起飞的指令时，昆明方面告知日本飞机飞近昆明，当我们第一和第二中队的43架飞机从缅甸编队向昆明飞去，敌人飞机已经开始轰炸昆明，可惜我们没有早一天离开。

    我们没有地图！每个飞行员得到的只是一张标有路线和里程的单子。山势变得越来越险峻，飞过1100公里后，我担心地看见油表指针已经很低。终于，看见了群山中的美丽的湖泊和湖北面的大片平地和伸展出去的城镇，那就是昆明！当飞越过昆明上空去机场时，看到一些从建筑群中升出的烟柱，那是日寇轰炸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