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名记撰文盛赞“中国60年辉煌历程”
张放
早上在车里,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曹景行先生说,包括美国《时代》和《新闻周刊》的记者们,这几天都写了长篇评论,盛赞新中国成立6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带着某种奇特感觉,一上网,就登到《时代》和《新闻周刊》等美国最大新闻网站,仔细地查找并读了下去。老曹同志果然说的比较客观。我有幸读到了很客观,也颇有见地的文章。
在很多文章中,一篇署名朱莉安-丹尼尔的文章,尤其引起我的关注。这篇需要点击四页才能读完的文章,在《时代》网站上显得比较醒目。朱莉安以《走向繁荣》为题在历数中国60年沧桑巨变之后,这样写道,“The question for China's leaders was never whether to modernize — but how. During the Maoist era a variety of economic models were experimented with, each of which achieving some modicum of growth. Yet all of them left China lagging far behind the West and East Asia. The costs of some initiatives, lik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rom 1958 to 1960, were catastrophic in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terms. It was not until Deng and Chen Yun, another reform-minded Politburo member, returned to power in 1978 from internal exile that the economic course was changed.”大意就是,中国人在这60年的历程中,也经历了很多经济腾飞想法的试验,但一直远远落在西方和东亚国家之后。而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则是带给人类与环境方面的巨大灾难。中国的真正腾飞,要数邓小平和另一具有改革思想的陈云于1978年掌权之后,才算真正开始。
接着,这位记者饶有兴趣地罗列了大量的具体数据,来说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成为世界的一极,也成为了不容世界忽视的强权。
她这样罗列:
1、 中国成为了世界制造业的超级大国
2、 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3、 全球打印机总量、微波炉总量和鞋总量的三分之二出自中国
4、 全球手机的60%产自中国
5、 全球DVD的55%产自中国
6、 全球50%强的数码相机产自中国
7、 全球30%的个人电脑产自中国
8、 全球75%的儿童玩具产自中国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商品
结果便是,中国政府获得了超过2万亿外汇储备。全球500强企业,中国进去了37个。全球500强企业中,居然有450家的生产线在中国。结果中国也成为全世界最能消费能源的国家。
但西方记者与中国记者有本质的不同。这一不同就是在写报道时,一定要把不同观点或因此暴露的其他问题也一并写上。这很有点像西方的一些学术图书内容。一定要将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一并编写进去,才显得公允。而这一点也是西方媒体的传统。
于是,这篇文章继续这样写道,“But the economic explosion has come at a high environmental cost. China's air and water are among the most polluted on earth and it is the leading emitter of greenhouse gases. The environmental nightmare is hurting public health. Malignant cancer now accounts for 28.5% of deaths while respiratory diseases account for 13.1%, according to the 2008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大意就是,经济上的井喷,也带来了环境上的负面效应。如空气与水都受到了最严重的污染,并成为了温室气体排放行列中的前茅。而环境遭到污染后,就会对公民健康带来伤害。根据中国有关统计报道,恶性肿瘤占死亡总数的28.5%。呼吸道疾病占疾病总数的13.1%。这位西方记者这样下了结论:“China's growth has been dynamic, but it is also double-edged”,也就是说,经济腾飞,并且带来无限活力,但它也同时是个“双刃剑”(double-edged)。
实际上,经济的腾飞,让人总想不由自主地想到毛泽东时代。也就是从1949年到1976年的28年时间。西方记者曾这样评说那个时代,说它是“一个充满了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幻想的革命年代”。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为创建一个“平等的社会”而奋斗。无论如何,西方人都认为,是毛泽东使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的人们,有饭吃,有房子住,有基本的服务。哪怕这种有饭吃并不意味着吃饱吃好,这种房子并不一定是人应该获得的最好房子。但在西方人眼中,是毛泽东使得“社会丑恶现象”(Social vices)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西方人还普遍认为,在毛泽东时代,文盲率降低,寿命延长,儿童死亡率降低。这两个降低,一个延长,在西方人眼中来看,是不得了的大成就。但毛泽东也是玩政治运动的高手,他在建国后的28年中,所推动的政治运动伤及了无数无辜,也是铁一样的事实。
所以,《时代》与《新闻周刊》一样,都认为,当邓小平终于在1978年回到权力中心时,中国的社会已经奄奄一息,已经在毛泽东的近30年的试验中行将灭亡。所以,从那时就在西方一直传闻中国将会灭亡的小道消息。但邓小平哪是一般人物。尽管他中学还没有毕业,但其智慧的确了得。正是在他的手中,中国开始走上了经济腾飞的道路上。中国人的创业精神,一下子就被释放了出来。这一放就是30年啊。
首先,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这位西方记者也注意到,有时,中国知识分子还是会成为政府统治中的真正的黑点(real dark spots)。因为在这60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曾遭到严重迫害。这一帮人一直被告诉什么是最大限定。但他们却总是在探索更远的限定。
当然,近十年兴起的互联网,也成为了西方人测试中国政府对知识分子容忍的限度的试金石。这位记者不无公允地承认,在中国,博客的兴起,和因之产生的几乎不受限制(除非越过了政府所制定的限定之线)的自由讨论,都从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获得极大改善的特点之一。
在历数很多优点之后,这位记者继续写道,显然中国的民族政策出了问题。她用西方的一句谚语来解释这一点。她说,目前所继承的毛时代的很多民族政策已经成了政权的Achilles’s Heel,即“致命软肋”之意。同时还有一个甚至令西方人也感到不解的就是,社会上的犯罪率和腐败现象。最让人感到困惑的,是贫富差距已经大到世界最高点。
关于政治制度,《时代》记者写得也相当中肯并客观。她说,乍一看,中国的政治制度似乎自1949年以来,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列宁式的,寡头式的,自选式的,无法忍受反对意见式的。总之,是前苏联式的。但实际上,政治实质及过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她认为,目前的国家领导人受到过良好的教育。7600万党员,也比以前的党员得到了更多的基础教育。过去,下台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被清洗,另个就是死亡。而现在则有了退休制度。
这位记者最后这样评论道,目前中国政治制度最大的进步,就是不再是过去的一人独断专行,而是集体领导(a collective leadership)。她不无骄傲地告诉西方读者,从她个人在中国的观察来看,她认为现任领导者们都比较自信,也相对有城府。他们在做重大决定过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已经几乎没有。决策过程更是商量方式的。接着,这位记者还不忘加上一句,“尽管透明度还很不够”。
总之,一个西方记者坦诚地说出了她的观点。她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证明,自己很有适应能力,并能吸收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不同元素为己所用。她认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结合了东亚新权威主义,拉美的组合主义,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结合产物。东欧上世纪90年代初所发生的一切,及当时的中国天安门所发生的一切,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性质的经验与教训。最后得出一条可以说是真理的原则:一定要有灵活性,适应性,绝对不能教条主意,也不能僵硬。
这篇长长的文章,可以说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总结了一下中国60年的历程。没有太多地渲染其伟大的成就,但却并不忽视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没有太多地渲染其负面,却也没有不讲中国60年所经历的诸多坎坷。
其实,这样的文章,才更是我们知识分子想看到的。多说一句,至于那种不顾历史史实,瞎拍一通的什么《建国大业》,则给人的感觉是有些太假了,也太故意地掩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