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止台独、藏独和疆独势力，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与国家统一，是中国当前面临的艰巨任务。之所以说艰巨，不但是因为这三种分裂势力仍然相当活跃，更是因为它们得到了许多西方国家或明或暗的支持，在国外找到了生存与发展的“广阔舞台”。

西方国家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当然引起中国的强列不满，但迄今仍无有效对策。就拿“老问题”达赖与“新问题”热比娅来说，中国政府视他们为分裂分子，坚持反对他们在一些国家的纵容下到处“窜访”、频频上镜，但效果不彰。前不久，美国有关方面透露奥巴马总统将在11月访华后会见达赖，无异于公开表明中国对美国的行为没有任何约束力。

其实，维护国家的统一与主权、反对其他国家干涉内政本是国际社会中的正当行为，也得到了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诸多国际条约法规的承认。西方领导人在面对中国交涉时常说，他们有权决定会见何人，或是决定让何人入境，这种说词的前提其实就是不准干涉中国内政。也就是说，他们同样在打“主权”牌。但同样一张牌，中国为何打起来总是不顺手？

这其中，首先当然是实力差距与话语霸权的问题。无论作为单个的美国，还是作为整体的西方国家，其综合实力都仍远在中国之处，故毫不为难地用双重标准行事。而他们对于国际政治与传播的话语霸权，则能够使得他们的说词“义正词严”，而中国即使采取同一说法也看起来像“强词夺理”。

但这并非所有理由。从主观层面来讲，中国的对策也仍有可以加强之处。如果只把“主权”牌效果不彰的原因归咎于外部，除了会让自己心理上觉得好过些之外，对如何提升政策效果来说于事无补。这些加强之处可包括：

首先，中国应该处理好主权与人权的关系。主权与人权何者优先一直是中西间争论的一个范畴，这不但是个实践问题，其实也是国际政治学中的一个理论问题，目前没有将来也难有确定的答案。但有一定可以肯定的是，两者都是重要目标，更非完全对立的关系。中国的人权状况较前已有重大改善，但在维护主权、反对分裂的过程中，如能更好地注意对少数民族的人权保护问题，将增加中国主权诉求的正当性。

其次，中国应该更多利用法律而不是政治与道德的手段来处理问题。例如，中国认为热比娅是策划新疆七·五事件的幕后黑手，对付其最佳手段应该是搜集并提供证据，通过国际刑事警察组织进行通缉。利用外交交涉、舆论施压固然也是一种手段，但如使用过多，甚至是单纯依赖，则往往给人造成一种政治打压的形象。

最后，中国应该把主权问题视为攸关国家核心利益的原则问题，一视同仁地处理，不给一些国家留下钻空隙的空间。就达赖来说，以前法国总统萨科齐曾因接见达赖受到中国的“严肃处理”。但此次美国透露奥巴马将会见达赖后，中国的反应仅限于外交部发言人的政策表态，并无实质上的对应动作。这固然是由于中国考虑到中美关系特殊性，但这种各国有别的做法，不免使人产生中国的主权原则并不严肃、因此也不必认真对待的印象。其实，坚持主权原则完全是中国一项合理、正当的利益。即使对美关系再重要，中国也完全可以义正词严地对美国进行交涉，要求美国澄清与改正，必要时采取对应动作，就像在输美轮胎案中那样针锋相对地对待美国。

这并不是要中国奉行一种强硬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轴仍然应是合作与不对抗，只是在核心利益上应该保持自己的尊严与力度。该软时软，该硬时硬，这才表明中国外交达到了灵活自如、伸缩有度的境界。

（2009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