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司法判决遭遇不雅字眼
 
何帆 法律工作者

　朋友老罗既是英语培训界大牛，又是网络红人，开有博客“傻X老愤青”。由于博客内容经常被媒体、网站以不打招呼的方式“转载”。老罗不得不奋起反击，将对方告上法庭。老罗私下曾感慨，每次打官司，最有趣的事不是法院判他胜诉，而是法官在宣判时，一本正经地读出他的博名，每当此时，旁听者多忍俊不禁，连主审法官都颇觉尴尬。

　其实，不止是“傻X”二字，法官在撰写判决书时，总会遭遇某些不雅字眼，若不写，事实可能欠完整；若写了，宣判时又得闹笑话。这类问题怎么处理，还真有点考验人。类似的难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40年前就遭遇过。1970年，一位名叫保罗·科恩的年轻反战抗议者，穿了件背后写有“我操征兵制度（Fuck the Draft）”的夹克示威，结果被判30天监禁。当时的大法官，思想虽渐趋开明，却个个古板正经。以胡果·布莱克为例，老头一生几乎没说过粗话，最狠毒的诅咒也不过是骂人一句“坏蛋（crook）”。大法官们谁都不愿亲口说出fuck一词，内部开会讨论时，干脆用“那个词”取而代之。

　在言词辩论环节，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多次暗示律师哈伦，请他不要在神圣的法庭上提到fuck一词，他对辩方律师梅尔维尔·尼姆尔说：“……最高法院完全熟悉这件案子的背景，你不需要再详细说明案件事实了。”可是，尼姆尔可不吃这套，他认为，自己若刻意回避该词，官司就输定了。因为你越是不念出来，就越是承认这个词的不可言说性。所以，尼姆尔在陈述案情时，很大声地提到“Fuck the Draft”这句口号，把首席大法官气得面色惨白。

　有趣的是，尽管哈伦大法官也讨厌“那个词”，但他认为该词仍属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之内。在该案宣判前，伯格生怕哈伦把fuck读出来，趁哈伦穿法袍的时间，首席大法官问他：“你不会在宣判时，用‘那个词’吧？”哈伦没有正面回答，伯格只好感慨说：“一旦你用了这个字眼，最高法院就完了。”当然，哈伦最终还是在没有提到该字眼的情况下，读完了判决意见。

　到了2009年，尴尬情形再次重演。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拟禁止各大电视台、电台节目中播出fuck或shit等粗口词汇，部分电视台认为FCC朝令夕改，将其告上法庭。案子在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审理时，双方律师都直接引用了上述二词。但《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媒体，则用“F-word”与“S-word”替代了两个不雅词汇。有些报纸为免惹麻烦，甚至使用了这样的叙述：“案件争议焦点是两个四字短语，一个F开头，与性相关；一个S开头，与牧场或厕所相关，偶尔与Bull搭配。”

　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会不会在言词辩论时说到那几个字眼，判决意见会不会正式引用粗口，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大法官们这次仍然采取回避态度。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向媒体学习，凡不雅词汇皆以“F-word”或“S-word”替换，属直接引语的，就用星号代替其中若干字母。

　其实，判决书遇到不雅词汇是常有的事。与英文不同的是，中文某些不雅字眼得在特定语境中才有“猥亵”含义。对法官来说，确实没必要因为这些字眼，影响法庭或宣判的严肃性。若不雅词汇本身就是案件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无须掩饰。但是，如果相关字眼不涉及关键事实，法官完全可以从书面上做适当技术处理，在宣判时以其他词语替代之。长此以往，法院还可以设置一些特定术语，专门用来指代常见的不雅词汇。如此一来，未来审理老罗博客侵权案的法官，就可以从宣判的尴尬中解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