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爱“大一统”？
 
洪振快 历史学者

　统一或说“大一统”，在中国历史上是占主流的文化心理。爱好统一，厌弃分裂，是中国人的普遍心态。那么，这种文化心理或心态是怎么形成的呢？

　公元前651年，召开了一次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国家领导人”峰会，史称“葵丘会盟”。此次会议是以召开地命名，葵丘即为会议召开地，现属河南兰考县或民权县，当时属于宋国。参会的有齐、鲁、宋、卫、郑、许、曹等诸侯国的领导人，主持者是齐桓公。这次大会的议题，有助于理解中国文化中国家统一的文化心理的形成原因。

　葵丘会盟的议题，在《孟子》、《左传》、《史记》等文献中记载不尽相同，但两个议题则是共有的：一个是无曲防，一个是毋遏籴。

　所谓“无曲防”，就是不要故意把河道裁弯，筑堤防堵塞水流。“曲防”目的有二：一是先筑堤蓄水，后放水淹人。其事，如公元前332年，赵国与齐、魏作战，曾挖开黄河河堤，使之溃决以淹浸对方。二是缺水，筑堤拦水为己用，实即灌溉争水。中国早期文明诞生于黄河流域，水源是农业灌溉的头等大事，由于各国处于黄河（或某些支流）的不同位置，在需要水源的年份，处于上游者为自己考虑难免会筑堤截水，使处于下游者无水灌溉。

　由于上述目的，“曲防”成为国家竞争的战略手段。在国家不统一的情况下，齐、鲁、宋、卫、郑、许、曹各小国有自己的利益，各自形成小利益集团，不可能从全局考虑，让水源优化配置，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出于国家竞争，各小国家还会尽可能地运用“曲防”策略，因为截水导致敌国无水灌溉，可以使其经济困难，民心涣散，有利于削弱对手的竞争力。

　所谓“毋遏籴”，就是不要阻遏粮食流通。“遏籴”，相当于粮食禁运。当一个地区发生饥荒时，邻近地区的粮食会流入。但是如果相邻的两个地方分属两个国家，邻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故意阻遏粮食的流通，因为一个国家发生灾害实力会削弱，坐视不救有利于自己，救援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对本国的国家利益未必有好处，所以实行“遏籴”政策也是国家竞争的战略手段之一。

　春秋战国时代，遏籴的事经常发生。如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予以接济；次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遏籴，两国因此发生战争，秦国获胜；恰好次年晋国“又饥”，秦国没有遏籴，说是：“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葵丘会盟以各国领导人峰会通过“无曲防”、“毋遏籴”的宣言，说明这两个问题已经成为当时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从现代经济学的观念来说，“无曲防”、“毋遏籴”有利于实现生产资源（水）的最佳配置和国民福利（避免饥荒死亡）的最大化目标，亦即“帕累托最优”。因此，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它是最好的结果。但是，考虑到各国的私心，宣言常常并不认真执行，“无曲防”、“毋遏籴”的目标很难实现。要实现“无曲防”、“毋遏籴”的目标，最好的办法是统一。

　中国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水旱灾害不断，饥荒经常发生。据一项统计，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发生旱灾1392次、水灾1621次，等于年年有灾，再加上冰灾、蝗灾等，饥荒发生率是很高的。在国家不统一的情况下，曲防、遏籴作为各国竞争的战略手段，人为制造灾难，引发战争。统一的最大好处是避免战争，而战争是社会成本最高昂的行为，并且这些代价最终会由老百姓承受。因此，从生存经验出发，支持统一是中国老百姓的最好选择，“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反映的就是这种心态。

　春秋战国时代，是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是世界上各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期。文化心理一旦成形，在自然条件没有变化、生存困境如一的情况下，经一代代的强化，就逐渐积淀为集体无意识，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

　要而言之，统一的目的是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防止齐、鲁、宋、卫、郑、许、曹之类的利益小集团，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但是实现统一之后，如何防止那个独大的利益集团（如嬴秦）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顾社会整体利益，却是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

　老百姓为了避免灾年出现“遏籴”而支持统一，但大一统的政府同样会漠视老百姓的权利，灾荒之年救济不力姑且不论，甚者如嬴秦等行暴虐之政，在非灾之年也无以为生。因此，要使“统一”有利无害，关键是看怎样实现疆域的统一与疆域内任何利益集团都不能损害社会整体利益二者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