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点点理解的中国

一周博客

　博主：余泽民 http://yu.zemin.blog.163.com/blog/static/122361183200972524758774/?fromTodaytoutiao

　中国是什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过于复杂的提问，回答自然也难以简单。

　在我的孩提时代，一个跟我要好的日托小朋友告诉我：“林彪摔死了。”林彪的死，让我对“中国”有了疆土概念，第一次知道：中国之外还有他国。

　再长大些，听说了“珍宝岛事件”和“西沙保卫战”，学会了“坚决保卫”、“誓死捍卫”之类的字眼，“中国”随之变得具体，可能被侵犯，需要被防守，就像我们世俗的家。

　上小学时，我很受班主任李老师的偏爱。她年过半百，头发花白，嘴唇不厚，总是抿着，总穿一身蓝中山装。尽管我的作文在全班最好，但她还是常给我“开小灶”。记得有一次她告诉我：“要学会观察生活，并从生活小事中发掘意义。”接着打了一个比方，“就拿早晨在公园里锻炼的老人来说，你看到他们时会想到些什么？”

　“如果你在解放前看到他们锻炼，你会想到什么？如果你在解放后看到他们锻炼，你又会想到什么？”她接着进一步启发我。我被问住了，因为我脑子里除了“锻炼身体，保卫祖国；锻炼身体，建设祖国”的口号之外想不起别的。

　“你看，要想写好一篇作文，最重要的不是描述，而是立意，立意越深刻越好。”李老师耐心地给我讲解，“老人们在解放前锻炼身体，是为了和压迫者做斗争，推翻旧中国，他们在解放后锻炼身体，是为了健康长寿，建设新中国。”

　当时，我激动得好像得到了真传秘笈，从此我能把自己和别人同样看到的东西，拔到别人拔不到的高度。换个积极的角度来想，李老师多少启发了我的独立思考，哪怕得到的结论是滑稽的。

　1976年我大哭过两场。一次是周总理去世，老师带我们到天安门献花圈，回家后爸爸让我用热水泡手，我一边泡一边哇哇大哭，因为在雪地里冻了一天，我的手又红又肿，疼得钻心。另一次哭是去大会堂向毛主席的遗体告别。天还没亮，我被带到少年宫集合，然后跟各校代表一起排着队朝广场走去。苦等了半天，我们终于跟着缓缓的人流走进吊唁大厅，还没等我看到什么，哀乐就在我头上猛击了一棒，我心里一拧，跟所有人哭了起来。

　接下来是震荡和狂飙，《大众电影》的封底上出现了灰姑娘与王子接吻的剧照，《读者文摘》的封面上出现了蒙娜丽莎，我热衷于收集美术挂历，迷上了童话般的西洋风景：巴黎的铁塔，纽约的女神，悉尼的剧院，比萨的斜塔……我听说的国名越来越多，关于“中国”的概念也逐渐客观，由于有了他国的参照，中国被还原到地球上的一部分。中国是什么？中国是地球上的一片国度，世界诸国的一份子。

　上大学后，所有的同学都考托福，出国成了时髦的目标。爱国主义教育也逐渐转型，不再灌输夜郎自大，不再宣扬绝对父权，“儿不嫌母丑，子不嫌家贫”，中国的母性，温暖煽情。即使这样，我还是跟许多同龄人一样，满怀憧憬地离开了她。1991年晚秋，我登上了开往东欧的东方列车，车轮轰隆滚动的刹那，我伏在窗上泪流满面。出国的心情格外复杂，当列车驶出海关，我心里萌生出“离家”的悲壮。

　其实，离开并不意味着抛弃，出走并不意味着没有眷恋。那时候，我出国的目的非常简单，只是想趁着年轻，一个人光着脚去世界上走走。人都是这样，只有在失去之后才知道珍惜，只有在离开之后才知道怀恋。许多的出国者都有同感：如果说出国前的爱国是被灌输的话，那么出国后的爱国则是自然萌发。从某种角度讲，人在国外要比在国内更爱国，原因很简单：人在国内，“中国”是所有人的共有身份，极少呈现于个体意识；出国之后，“中国”变成了个体身份，写在你的护照里，标在你的面孔上，流在你的血脉中，时时刻刻提醒着你。

　我若在国内听到一则揭露时弊的新闻，很可能会愤世嫉俗地跟着抱怨；而在国外，尤其是在外国人面前，一旦听到对中国的批评，都会下意识地据理力争，为中国辩解，辩解的同时，强化了自己对它的情感。如在国内，我绝不会热衷于政治话题，可一旦出国，我会变得情绪激奋，敏感易伤，会为芝麻大的小事喋喋不休，义愤填膺，会对自己的祖国抱着超乎寻常的理解力和宽容心，会为人家对中国的信口赞叹或批评而情绪波动，欣喜或感伤。

　说来说去，中国到底是什么？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