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小儿就没把这中秋节太当回事儿。

那会儿也不放假，下午放了学就跟爸爸提着月饼匣子和单位发的带鱼，“进城”去姥姥家——城，指北京的旧城，城墙早在我出生前就拆没了，改以二环路为虚拟边界。我们自己家住“郊区”，菜地上起的房子，现在是三环宝地，二手房至少两万五一平。

姥姥家，四合院才有那么点儿过节的意思，各家私搭的小厨房里爆炒出浓烈的菜香，飘到院子里混合着孩子们跑过的烟尘。但别人家的菜不会摆上你家的桌，既已入秋，饭桌还是要摆回屋里，不能跟夏天似的都坐在院子里吃了。

吃什么，并无特别印象。虽然尚未达到“物质极大丰富”，但早不至于盼着过节才吃到好东西了。

其实中国城市里的节差不多都这样。

西方的节，多与宗教有关；而中国则是“农业”的节，与耕作休息相关，与季节更替相关，与月亮盈亏相关。所以，脱离了乡土的城市，节越来越淡。日历看的是公立，很难记住阴历是几月初几。远离了物质匮乏，节日里吃喝的吸引力也就少了，甚至月饼都成了负担。最后，就只剩下形式和精神意义了。

好在中秋很有精神意义，能团圆的回家团圆，花好月又圆；不能团圆的遥望思念，千里共婵娟——怎么讲都有理。

形式上么，除了回家，就是吃月饼和赏月。

早年间北京的月饼主要是北方传统的“自来红”、“自来白”一类，白糖、豆沙、枣泥、五仁，甜腻腻的馅儿，我一直不爱吃，只喜欢啃皮儿。老人们是爱吃的，反而不接受后来南方来的蛋黄、火腿。这些年，单位发的月饼吃得人反胃，终于“打扫完”或扔掉，才如释重负。

赏月，倒应了那句老话儿：“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老天总作弄人似的，越是节令越给你脸子看。没月可看也就罢了，真有的看时，也不过出街口仰望几眼，又回屋猫着去了。前些年也流行过公园赏月、郊区赏月、游船赏月，不过懒人们既愁交通，又怕花钱，第二天还要上班，也就不凑那热闹。何况空气污染越来越普遍，中秋也是“月朦胧”了。

古人中秋有诗有酒，好传统，但那也只是文人吧。现在的家庭，若非“雅”到一定程度，必不会阖家作诗联对讲什么掌故。文人，都是异数了，也就半夜上博客记下几句酸文吧。

其实还剩个应节的物件儿，接近失传了——兔儿爷。

小时候看《四世同堂》，开头就是过“八月节”——“八”字念作二声——孙敬修客串了一个街头卖兔儿爷的老大爷。如片中祁老太爷所说，乱世里，过节也不能忘了给孩子们买个玩意儿啊。

可这却是我第一次知道兔儿爷。80年代的北京，这泥捏的憨态可掬的小东西已经见不到了。或许工艺品店里还会有吧

它原本是祭月用的，后来变成了中秋节特有的儿童玩具。看老舍写它：“脸蛋上没有胭脂，而只在小三瓣嘴上画了一条细线，红的，上了油；两个细长白耳朵上淡淡地描着点浅红；这样，小兔的脸上就带出一种英俊的样子，倒好像是兔儿中的黄天霸似的。它的上身穿着朱红的袍，从腰以下是翠绿的叶与粉红的花，每个叶折与花瓣都精心地染上鲜明而匀调的彩色，使绿叶红花都闪闪欲动。”

直到去年中秋，我才得到第一个兔儿爷。那天抱儿子去稻香村，迎面摆着尊巨大的兔儿爷，底下围着数十尊小的，儿子看着新鲜，伸手要，但那是摆设，不卖的。店员看孩子好玩儿，就送了一对儿。最简单的涂色，后背没有令旗和翎子，远不像老舍笔下那么栩栩如生。手艺失传了，应景的东西也就粗制滥造。

儿子喜欢，没轻没重地拿着玩儿，一把把兔儿爷的耳朵拽了下来。耳朵是一根铁丝上粘一小块儿泥，插在头上。既怕扎着孩子，又怕摔了兔儿爷，于是没两天，它就深藏柜中了。

兔儿爷是玉兔下凡的化身，原本是神，旧时哄小孩也要寓尊天敬神于娱乐之中。那时孩子们玩意儿少，过个节就能乐一回。现在再想让这种只能摆着看的玩具流行起来，怕是没几个孩子能上钩了。

兔儿爷跟兔奶奶是一对儿，但兔儿爷男生女相，夫妻俩又都长着胡子，就很难分清谁是谁，这倒跟人类进入老年后有点儿像。也因为兔儿爷的面相吧，它的名字后来被冠上了不雅的新意思，类似被包养的小白脸。作为神仙的兔儿，也逃不了世人的编排。

记得中学时在学校跳集体舞，有个最常见的曲子是“嗦哆哆、咪嗦嗦、哆咪嗦”的，据说是从50年代就开始用了。老妈们年轻时流行过一首给它填的词：“兔爷爷兔奶奶逛北海，兔爷爷挽着那兔奶奶，兔奶奶不小心掉进了北海，兔爷爷干着急捞不上来。”（也有一个版本是“兔爷爷给兔奶奶一个烟袋，兔奶奶立刻就跳进北海”，太不和谐了。）可怜这夫妻俩，泥捏的，就是怕水。这人间的日子，真要仔细着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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