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往中国

    彼得·古迪耶（Peter Goutier）：中国航空公司驼峰飞行员

    我于1914年生于印度，祖父外祖父均是英国人。1928年移居美国，1939年成为美国公民，开始平民飞行训练。1941年12月8日早晨，当从电台里听到罗斯福总统有关珍珠港被炸和美国向日本宣战的演说时，周围的人都被震惊了，过了一阵子才回过神来。我对刚刚怀孕的妻子说，我要加入美国空军，她并不高兴。第二天一大早，我来到征兵办公室报名，他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我当时已有350小时的飞行经验。可是他们不接受我，因为我刚刚超过26岁半的法定参军年龄，很让我失望。没过几天，听说泛美航空公司在招募飞行员，运送P-40战斗机部件到非洲，在西非装配，然后运到埃及的开罗，再送到正在北非和德国人作战的盟军手中。这个消息听上去十分激动人心，我立即坐火车到纽约报名，立即就被雇用。接下来，就是为飞往非洲打各种预防针，一连串的针打下来，我的身体支不住，赶快给住离在纽约不远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到他那里躺了两天才缓过劲儿来。

    圣诞节前夕，我收到了盖有到非洲好几个国家的签证的护照和机票。1942年1月初，我来到迈阿密的空运办公室报到，并接受驾驶军用运输机的训练。5月，我得以回家短暂时间，向家人告别。当时，人们谈论的全是战争，妈妈很不放心，对我说要千万小心，姐姐和姐夫很支持我的决定。妻子尽量装得高兴，但我能感到她的担心，我对她解释说我并不参加实战，只是将飞机运到开罗，所以别担心。临别时，我突然对离别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想到：“天哪，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和盟军一起正在打仗，很多人已牺牲了。”此刻，我真想呆在家里，哪里也不去。

    一架新型的波音314型飞机将我们30名飞行员和其他泛美航空公司的地面人员和机械师载往目的地 - 加纳首都阿卡拉。1942年9月，我们被告知美国空军将要接管泛美航空公司，所有泛美的飞行员可以留下来，加入空军，要不就返回泛美在迈阿密的民用航线。我们开了个小会，讨论该怎么办。我有自己的想法，如果空军不在意我年龄已经超过26岁半，那我则要求以上尉的军衔加入空军，到印度服役，因为我在那里长大，会说当地语言。

    就在我28岁生日不久，我搭乘一架DC-3运输机前往印度卡拉奇，心里十分兴奋，因为自1928年离开，我一直盼望着重返印度。在卡拉奇，我遇到一位前美国志愿队员，他告诉我他曾一直在缅甸和中国作战，现在志愿队解散了，他受雇于中国航空公司。与他交谈一番之后，我觉得去中国航空公司可能更好，于是来到阿萨姆邦察布瓦的美国空军基地，又从那里开车16公里来到设在汀江的中国航空公司办公室。我对那里的人说：“听说你们正在招飞行员？”，人家一听大笑起来，说：“我们还派人到你们泛美那里招人，你倒好，自己找上门来了。”于是，我马上被雇用了，从此开始飞越驼峰，为中国运输战争物资。

    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Lopez），第14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飞行员

    我从小就想当飞行员。1941年9月进入坦帕大学一年级学工程，没想过美国会在几个月内进入战争。我听说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可以参加民用飞行员训练，这个项目的用意是在美国很多高等院校中训练一大批将来在战争中用得上的飞行员，于是我就报名参加了。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后的几天内，我和许多美国年轻人一样，来到了当地的征兵办公室，报名加入陆军空军大队的飞行士官生项目。由于这个项目当时已经爆满，我得等到有空缺时才能加入。于是，我就在等待期间开始了民用飞行员训练，训练结束通过考核之后，随即于1942年5月报名参军，当时带领我们宣誓入伍的长官在仪式结束时说：“我相信你们中间至少会有一个人获得杰出飞行十字勋章。”我暗暗发誓一定要拿到这枚勋章，后来果真如愿了。

    进入飞行士官生训练项目本身就很严酷，一连串的体能心理测试不用说，还给了我们打了无数的预防针，大家就在被这些人类所知的能够用接种疫苗加以预防的疾病所折磨期间，开始了严格的飞行训练。基本训练结束之后，我选择接受单引擎飞机的高级训练，因为我一直巴望驾驶战斗机。在高级飞行训练学院里，我感到放松多了，因为基本训练中的高淘汰率已经确保了只要进入高级训练就能毕业。然而，快毕业时，有传言说不是人人都能过关的。所幸的是，我被选入训练驾驶P-40战斗机的一小批人中。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爬进P-40战斗机的驾驶舱时，自己的心情是多么的惊喜和激动。它速度快，马力足，机头长长的还略往上翘，可神气了。第一次试飞下来，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一名战斗机驾驶员了，而P-40将是在后来我执行的约100次的实战中可以信赖的忠实伙伴。

    许多年以后，当我任职于国立航空航天博物馆时，才意识到自己所经历的飞行训练是多么地微不足道。我当时正好收集了美国二战飞行训练的统计数字，1939年7月至1945年8月，美国陆军空军有193440飞行员毕业，这段时间中，另外的124000多人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完成课程。在训练的高峰期，即1943年的12月，有74000名飞行士官生在遍及美国的106个空军基地上接受训练。这个数字本身就十分惊人，它还没有包括对其他机组成员和地面人员训练的数字、实战训练、真实空战的战斗以及其它服务的训练。很明显，珍珠港被袭大大激发了美国人的斗志，才组织了如此了不起的训练项目。

    飞行训练结束时，给了我们10天休假的时间，可我心情急迫地想参战，急于将自己刚刚掌握不久的技术在攻击敌人中得以磨炼和提高，大家都摩拳擦掌地要报珍珠港事件之仇。我那时刚刚进入成年，才19岁，但我已经能够驾驶所有先进的战斗机，不比任何人差，因此我对自己在未来实战中的表现充满信心。在乘公共车归队的路上，坐在前排的一个小男孩不停地转过头来问我：“你真的会开飞机吗？”，我告诉他很多遍：“是的，我会。”我并不介意他不停地问，因为如果我是他的话，也会这么没完没了地问。

    回到军营，我向第三战斗机总部报到，等待被派到某个特定的战区。我们随时听到战争的新闻，有官方军事报道，也有报纸和电台的报道。此时已是1943年的8月中，世界各地的战场上发生了很多事件，战争的波涛似乎在转向朝盟军有利的方向。但毫无疑问，前面还有很多仗要打。我们虽然不知将被派往海外的什么地方，而实际上大家对要驾驶哪一种飞机比对到哪里去更感兴趣。当时很大的可能性是驾驶P-51型战机，因为听说已经没有P-40了。大家猜想我们可能被派往加勒比地区，或地中海地区，或中缅印战区。我则很想去中缅印战区，因为我刚刚读了斯柯特上校写的《上帝是我的副驾驶》一书，对陈纳德将军和飞虎队充满了崇拜。

    1943年9月7日，我们终于接到通知，奔赴海外。在迈阿密机场，我们这些新科空军少尉和许多军衔高于自己的人们一起，提着行装，走向一架C-54运输机，然后站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直到一辆门上插着国旗的小车驶来。大家立正站好，从车上下来两名上校和一名非军人模样的人士，向飞机走去。我注意到其中一名上校将手提箱的链子栓在手腕上，旁边一位少校军衔的人告诉我们，那名非军人是驻中国大使克莱伦斯·高斯，现在他正前往中国任职。无需具有福尔摩斯的侦探本事，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目的地是中国了。

C-54运输机载着我们，途经波多黎各、巴西、象牙海岸的阿卡拉、赤道几内亚、苏丹、也门等地，最后飞过阿拉伯半岛的南端，越过阿拉伯海，来到卡拉奇，一共4天时间。在卡拉奇机场，到处可见身穿制服的美国和英国军人，这里是我们的终点。我很难相信，4天的时间里，我们绕行了半个地球。

第二天早晨，告诉我们前往以东20公里外的中缅印战斗机替换训练基地，大家对还要训练感到有几分失望。从中国和缅甸完成了规定任务的战斗机驾驶员在返回美国之前，都要在这里花上6个星期的时间，将他们的亲身经验传授给来替换的即将前往战场的新飞行员们，后者向前者学习第一手的空战技术。这个系统很有效，但美中不足的是用来训练的P-40战斗机已在多次实战中被磨损得很旧。我们的很多时间是用来和飞行教官们交谈，听取他们的实战经历。没有人花时间来检查我们，因为军方已认定我们都知道如何操作P-40。我们在每一次训练中，模拟实战，练习地面和空中的枪支使用，练习轰炸等等。卡拉奇周围的地区从空中看去很美，辛迪沙漠往东北延伸，沿着阿拉伯海还有许多废弃的海滩，那里是非常理想的练习轰炸和射击的地方，我们还练习了俯冲轰炸和水漂式轰炸。

晚上或星期天，我们常常坐卡车去卡拉奇。然而，每次去那里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到处都是乞丐，很脏，我们尽量离他们远远的。大多数美国人和我一样对印度的印象不好。我们以为中国会比印度更糟，到达中国以后发现和印度人一样贫穷的中国农民却很干净很勤劳，我甚至记不起来在中国见过一个乞丐。

终于，在训练了2个月之后的1943年11月初，我们接到命令前往在中国的第14航空队。大家非常兴奋，收拾好行装前往卡拉奇，在那里找寻前往中国的飞机。在松散而不太正规的中缅印战区，通常的作法是人们前往作战室，看看是否搭得上一架飞往驼峰航线印度一侧的阿萨姆邦的任何一个空军基地的飞机。我感到很奇怪，都进行了一年的飞行训练，而前往战场却要我们搭“便机”。我们搭上了一架B-24轰炸机，途中驾驶员说他累了，问我是否愿意来试试？我爬进了驾驶舱，接了过来，飞了近4个小时。这是我第一次操纵一个笨重的多引擎飞机，当时我希望是最后一次。轰炸机的操作笨重和缓慢，我真庆幸命运让自己当的是战斗机驾驶员。后来，在战场上，我对轰炸机驾驶员产生了非常高的敬意，当然出于战斗机驾驶员自豪的传统，我从未表露过。

从空中看下去，阿萨姆一片热带景像。察布瓦基地上的房子是由竹子搭起来的，叫做“巴夏”。所有床都得有蚊帐，据说中国也如此。在这里逗留的第3天下午，我们登上一架C-87运输机，往东边那神奇的驼峰和中国飞去。在昆明上空盘旋时，看到地面上的很多棋盘似的稻田，男人、女人、孩子、水牛也变得越来越清晰，都在用最原始的工具在辛勤劳作着。我以前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来自传教士们写的书及其改编的电影，这下亲眼看到的昆明当地农民们的相貌和装束和在电影上看到的差不多。中国的劳工到处都是，他们用石头和泥土修跑道和机场。女人们用小锤子将石头敲碎，然后男人用扁担和箩筐再挑走。尽管条件艰苦，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总是很高昂，看到美国人时无一例外地咧开嘴笑，并伸出拇指说“顶好”。哪怕就是在泥里土里干活，他们看上去干干净净和精力充沛。

    罗杰·约翰逊 (Roger Johnson)：空运总部运输机驾驶员

    我生于1920年1月11日，来自犹他州中部的一个小镇，兄弟姐妹一共8人，我是最小的。我从小就想开飞机，1941年3月起，就在当地开始学习飞行。没多久，我成为飞行教员，先训练平民飞行员，然后是军事飞行员。1941年底，战争打起来了。我想如果让我继续飞行的话，我就报名参军。1944年，我被编入现役，加入了陆军空运总部的“飞机运送部”，任务是将飞机从飞机场制造厂里运到全美各地和世界各地，我们只是将飞机送到指定地点，并不装载任何货物，搭乘民航班机回来。民航公司没有人喜欢我们，因为我们揣有军方的指令，可以搭乘任何一趟航班。民航航线总是很满，我们一到，就得把什么人挤走，才能给我们座位。这么做倒不是因为我们是军人，而是因为军事任务优先，要让我们尽快回去，然后再接着运更多的飞机。这不仅在美国国内如此，哪怕就是到了澳洲、欧洲，也要尽快赶回去。就拿将C-46型飞机运到欧洲来说吧，因为它的航程只有1800英里，不能中途不停歇地飞过大西洋，现在的人也许现在很难理解。我从美国中部的印地安纳州接到飞机，然后飞到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海滩、非洲的迪卡、卡萨布兰卡，最后到英国把飞机交出去。

    1944年圣诞节我在家里过的，我大概已知道自己将被派到驼峰，因为我曾经训练了飞驼峰的飞行员如何驾驶C-46运输机，掌握有关该飞机的一切。而因为战争原因要保密，不能告诉家人去哪里。和所有母亲一样，母亲也为我担忧，但人人都加入了战争，我的哥哥们岁数大了，没有参军，我猜想大家都为我担了一份心，但也为我自豪。

    我的妻子是军队的护士，在南太平洋战区服役，曾经越过太平洋3次。有一次她回来的时候，正好是我赴海外之前，我们举办了婚礼，她留在美国医院工作，我前往印度，我们的蜜月只有6天。1944年12月，我从英国搭飞机到法国，再到非洲埃及的开罗，这时折返往东，到印度的卡拉奇，几乎是周游世界了。我当时只提了一个军用袋子，身上揣了一份命令，到每个地方给人家看。在离开美国之前，我就知道自己被派往印度，尽管那是秘密指令，但我知道命令的内容，我那时的头衔是飞行官。从卡拉奇再乘飞机跨越印度，到一个叫做苏克瑞廷(Sookerating)的地方，在印度东北部的上阿萨姆河谷，就在驼峰航线边上，从那里我们往中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