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证造假，谁会相信？进一步，证假为真，那更加不信？可是，“广东公证第一案”却偏偏再次真实而戏剧性地挑起了公众对公证制度的困惑！

        公证处为一个虚假合同做了公证：一个香港老板欠他的女雇员“业务款”900万元，如今连本带息应偿还1500万元。当女雇员持“公证书”要求还钱时，老板称，欠款子虚乌有。官司从珠海中院、广东高院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因其复杂性和对《公证法》的冲击，业界称其为“广东公证第一案”。

         8月28日是《公证法》颁布4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广东公证第一案”进行再审立案审查。这意味着，香港利成电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惠成和他的前副经理、女秘书施维之间的900万元欠款诉讼将波澜再起。(《民主与法制时报》9月21日)

         事实上，“公证不公”并非偶然，而是频频发生。前几年轰动全国的西安“宝马彩票案”中，两名公证员就因违法公证而被判刑；还有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出具的一份继承权公证书，竟然将活人公证为死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嫖娼公证、暴力公证、处女公证，更不要说超越业务范围办证、办假证、错证了。自身不正，何以公证？人们遇到事情都喜欢去公证，是因为公证机构具有法律信誉和公信力。现在“公证不公”，还谈何公正？

        报道称，在许惠成提交最高法院的再审申请中，对于公证书提出了如下质疑：当时房产尚处于查封状态，不能用来抵押还款，公证处违法公证；当天签合同、当天审查、当天办证，这显然是串通作假；公证档案资料被多次涂改；进行公证所必须具备的结婚证明、配偶同意、抵押物评估报告等资料都不具备，公证员是在明知虚假的情况下办理了公证手续。

        对于公证来说，公信力就是生命，没有了公信力，公证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公证员更应如此。这个道理，公证部门不会不懂，之所以明知故犯，原因就在于一些公证员为利所驱，于是铤而走险，将公信力当成了换取个人利益的筹码。

        该案当事人之间并无真实债权债务事实发生，双方通过虚构事实方式以达特定目的，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并非真实意愿，应属错误的公证，当然无效。但是公证书不能通过诉讼程序撤销，也不能通过行政程序去撤销，而只能要求公证处自身去复查纠正，但依当下的现实情境，公证处纠正自己错误的可能性显然不大。于是，当事人想纠正一起错误的公证，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现行《公证法》没有提供可以操作的救济途径，这是《公证法》出台后形成的最大司法困局，这一规定成为公证处保护自身的一道坚强壁垒，“广东公证第一案”强烈冲击着这一制度规定。

          法学专家指出：“公证”的特殊地位在于，在所有民事证据中，它具有最强的证明力。《公证法》取代以往的《公证条例》之后，公证处的地位由行政机关变为“中介组织”，对于错误公证的救济途径，也取消了以往的“行政复议”。如果确有错误，可以就争议的实体内容，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不能直接状告公证处和请求撤销公证书。这样立法的理由是，公证书只是民事证据的一种，法院在处理实体争议中，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但由于民事诉讼仍将“公证”作为效力最强的证据，这样，在立法层面，民事诉讼法和公证法产生了强烈的冲突。解除公众的困惑，有待于制度的跟进，也更有赖于司法裁判者不要让渡和放逐神圣的司法审查权！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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