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产业升级可从金融服务业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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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凯

2009.9.17《21世纪经济报道》

雷曼兄弟破产至今已有一年，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提出挑战的时机并不美好。在外向型经济大省广东省，尤其明显。早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广东省已经有意识地开始主动进行自我调整，倡导制造业产业升级、优化国民经济产业结构。遭遇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针对广东产业升级的各种不同意见很多，改革的推动也困难重重。

但是对于广东这样的外向型、工业化省份，国际环境、省内既有的资源、人力等各方面要素遭遇的瓶颈，决定了如果继续走老路，下一步的发展机会只能是越来越小。而我们需要点明的是，先工业化省份的产业升级不会只是停留在工业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升级，它的产业升级将会是结构性的大产业升级，而这其中，根据广东邻近香港的地理位置和省内自由竞争型市场经济的特点，今后省内的产业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突破口。

从全国工业化的不同阶段看，先期工业化的沿海地区经济主要依赖境外、境内两个市场，尤其是境外市场，原材料则从海外和内陆省份输入。这一区域性分工的工业经济流程，也是中国国内各种工业流通运力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整体向内需拉动型转型的过程中，东部先工业化的省份以往更靠近(海外)市场的优势将逐渐减弱，而东部远离原材料来源地的弱势将越发明显，同时，东部沿海省份的传统工业成本已经偏高。

在这一背景下，对于广东这样的省份，就要求在结构转型中，就工业部门而言，坚持提高工业制造附加值的方向，制造业内部的产业升级是不能犹豫的。同时，还应该利用沿海省份的工业服务经验、人力资源等“软文明”优势，集中更大的政策和各界力量，整体上从大的产业升级上提升省内经济结构水平，做大生产性服务业，从内陆省份后工业化区域的工业化进程中，赢得广东服务型企业的工业(生产性)服务业份额。

我们可以预计，今后中国整体的区域经济布局，将逐渐向这样的方向靠拢——东部沿海先工业化省份的生产者服务业占比越来越大，为内陆省份提供工业服务；中部省份由于靠近内需市场和原材料的优势以及传统的人力储备得到开发，会成为工业制造业的大腹地，而西部和资源丰富的边疆省份，将成为需要国家财政更多的转移支付、以保证其提供新能源和水土涵养、气候调节等贡献的地区。

具体到广东省的生产性服务业基础，与其他东部省份相比，广东的金融服务业毫无疑问是属于全国前列。根据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计划，未来的上海将向集中的金融交易市场方向发展，而根据广东省邻近香港的特点，如果以大的金融服务圈划分，广东在香港辐射的东南亚金融服务圈内，上海辐射的金融服务圈相对处于地理上更北的区域。广东首先可以重点依托粤港经济一体化，打通香港和广东的生产性服务业，与香港一同做大香港辐射圈的生产性服务业产值。

具体到金融业，广东所有的自由、分散的店头市场的优势，目前无人可比。广东应该联合香港，在区域内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改革上进行试点创新，让目前那些在地下运作的店头市场通过梳理走向地上合法化，那么广东地方的金融企业和地方税收也会从中获得应有的分红，金融产业整体做大。一旦广东的试点运行推进，也会为全国的人民币兑换与外管体制改革提供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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