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愈来愈紧密，交流愈来愈频繁，磨擦事件无可避免地层出不穷，我隐隐约约在身边能感受到一股排挤、仇视台湾同胞的声音，有一些指责是客观的，但绝大部份都是情绪高涨下的发泄，刻意指责与非难他们的人，想必内心充满对台胞的愤懑，很可能他们受过台湾人民的气，不论从传媒或者是在真实接触下受的气。先不论那些理当生气的，然而吾人必需警惕那些煽动性的指责，那种非难的声音听起来很熟悉，如果你把时光倒回四十年前，那正是文革当中造反派的声音，如果你把时间带往另一个时空，那正是印尼排华时期刻意制造的声音。仇恨如瘟疫，能快速地漫延，仇恨是一种罪行，跟冈村宁次和希特勒实际上犯下的罪行并无二致。多么可怕，散播仇恨种子的人，其实是在自己需要下随意给另一群人戴上高帽，按赃罪行，目的是激起更多的仇恨，来满足自己密不告人的需要，可能是心理的，可能是实际的。我真的很希望，两岸不论是什么党派，自己或父辈受过多少的迫害，都能和解。我相信尝过最深的痛楚之后，应该是大澈大悟，而不是怨怨相报，将痛苦在人间延续下去。我知道我一个人的声音非常微弱，然而有你的微弱的支持，有更多微弱的支持，我们必然可以紧密地握紧和解的手，不让那那些仇恨像风一样吹散我们。

好了，接下来跟朋友们聊聊几个老外的故事吧。

我喜欢香港几个路口的特殊气氛，其中一个就在尖沙嘴，是北京道和弥敦道交接的叉口，从那个叉口往南几十米就是重庆大厦（也许你看过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就是那儿），在车水马龙的重庆大厦附近总是有几个印度裔的香港人徘徊，四处东张西望，似乎永远都神神秘秘的。什么事情需要神神秘秘，需要站街与陌生路人攀谈？我知道这些印度人讲着流利的广东话和英语，他们拉扯的对象大都是老外，有点皮条客的范儿。重庆大厦以前是红灯区，早年大楼里面有许多私娼，现在听说管理很规范，治安情形大有好转。我曾经好奇的去住过重庆大厦每晚一百五十元港币的宾馆，其简陋之情让我一个晚上都无法真正安睡。但是我喜欢那个叉口，是因为那里总给我一种异域之情，一种往来自由、和平、关系疏离又彼此尊重的气氛。但那几个印度裔香港人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一直有不好的判断，所以经过重庆大厦的时候，我不自觉地拉着母亲的手往人行道旁绕了一下，回避那几个印度人的阻碍，然后往前几步一头钻进地铁尖沙嘴站“么地道”入口（Mody Road）。金属灰的地铁列车没多久倏地一下子就到了站，像穿梭时光隧道一样，倏地一下又飞走了，我们顺着人群移动到柴湾线月台，轰隆隆地倏一下就到了铜锣湾站。钻出地铁口，映入眼帘的铜锣弯街头是人海，满满地一片人海，万头钻动，我们往前走几步，一下就被淹没在人群里了。

将近五十年前，我的母亲带着刚出身的哥哥就寄居在铜锣湾我的姑姑家，我们走近我姑姑的故居时，七十岁的母亲停下来，顿了顿，指着眼前的百德新街( Peterson Street)说：“当年带着你哥，我们就住在这里。”

只是年高的母亲忘了是哪座大楼。而我是清楚的，前几年我才来过，眼前那栋略显老旧的大楼正是我姑姑的住的地方。

百德新街是一条不算长的路，一头连接铜锣湾主街道怡和街，一头连接海滨的告士打道，中间与记利佐治街和京士顿街接口，此路上建筑楼高都在二十层以上，一二楼是店面，二楼以上才是住家。母亲说，以前姑姑住的这栋，楼下四层是百货公司，她常下楼到百货公司购物，非常方便。但眼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栋旧大楼，只有楼下一二层是名品店，二楼以上的楼面已经是一副很败旧的样子了。

毕竟五十年过去了，五十年来商业兴衰，生意起起落落，这四周的环境面貌不知改变多少回儿了。这些香港老楼的高度让我很惊讶，五十年前，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墙上大手一挥说要把北京建设成一座烟囱林立的工业城市的时候，当一座五层楼高的“京华大厦”在台北市信义路立起来成为那个地区最高建筑物的时候，香港早就已经形成现代都市的雏型，大楼都往高空延伸，直直伸入天际，一步步形成今日的面貌。

当然，五十多年前香港还有不少难民住在山坡上临时搭建的人字屋里，在不知多少年代里，他们感受到香港的月亮是残缺的。1840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几次政治动荡，让香港面对了几次移民潮：太平天国、革命军北阀、新中国成立，那些重要的年代标志如1911年以及1927年1950年1958年1960年1966年，前前后前从中国大陆涌入了上百万的移民潮到香港，其中有许多移民组成破碎家庭，不是少了爸爸，要不就是只有爸爸没有妈妈或儿子，当然更有许多爸爸带着全家人挤在一个连转身都显困难的狭窄空间里苟延残喘地生存。然而就是这残缺的月光，让这些移民找到了暂时安身立命的居所。

讽刺的是，香港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刮分的领土，而这些中国人却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在殖民侵略罪恶渊薮的国度里，找到了安全的栖所。他们在躲避什么？本来国庆期间应该“和谐社会”的，但为了反思，为了创造一个真正的和谐，我们应该面对真相，观照每一寸伤痛，用最真实的理解，用智能去避免悲剧重演。那么，当年难民在躲避什么样的一个国内政局呢？

1898年，英国强占九龙半岛北段一地，新划的租界地干脆改名叫新界，当地的居民被迫成了英皇的臣民；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让成千上万的满族人流离失所，他们不少人失去了皇粮供养，无法维持身计，因为没有求生技能，沦为男盗女娼，亦或受到偏激的汉族人追杀报负而隐姓埋名，流入香港避难。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军阀树倒狐狲散，不少人流落到香港，躲避革命军的追杀。

不容我们忘记的是，1947年，在反奸、清算的斗争中，为了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清算封建剥削，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共产党有计划地培训了一批人，抽调大批机关、部队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开赴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试点工作，包括并不限山西兴县的蔡家崖村、临县的甘泉、龟峁、安业 、张家湾、白文、南庄、成家村；离石县的东相王、西相王村；方山县的糜家塔、高家庄村；中阳县的金罗、上桥村；岚县的斜坡村等地；土改工作团的其中的一个领导叫康生，是个像戴笠一样搞秘密战线的共产党人物，1947年，他仅在兴县斗死地主富农和其追随者的人数就高达2024人，其中包括老人和25个小孩。那一年初春，共党为了巩固革命老区，不惜暴力推动土改。大部份在土改中遭受迫害的山西人，没有机会避难逃至香港。那年，在中国西部黄土地上，在不少村落间的树上吊起了地主的尸首，呈现出异常恐怖的景象。

当然制造屠杀的不只是推行土改的共产党，在国共争夺统治权的内战后期，国民党也曾在某些共产党深入的地区下令军队屠村，男女老少，一个不留，统统杀光，为了经营统治区，创造了所谓“绝地”。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为了统治中国，牺牲掉全国的平民百姓无以计数，到今日都没有一个较为可信的数字。

今天重新提这些悲剧并不是要我们去憎恨，而是提醒我们不要选择性记忆，新中国的成立并不只是蒋介石和它的军队、特工迫害了共产党忠诚的战士们，然后人民站起来推翻了万恶帝国那样只有光辉一面，那样简单地是正义与邪恶的战争，也不是如此地线性发展与戏剧化，它总像其它事件一样复杂并具有多面性，多种结果，将一群人捧上了天，又将一群人拉进了深渊。

别跟我说这种追求和平的想法是岛民的软弱性格。暴力就是大气与勇敢吗？据大陆学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先明教授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土地改革的结果，使乡村社会各阶层在土地占有上发生了结构性变动，形成不同于旧时代的“倒宝塔型”结构，如临县“各村平分的结果，不仅在土地的质量和距离的远近上，照顾了贫雇农，以至在数量上亦形成为倒宝塔形的情况，即雇贫农每口人的土地占有量最大，中农次多富农较少，地主和破产地主就更少到显然无法可以维持生活的境地”。注意到了吗？“地主和破产地主就更少到显然无法可以维持生活的境地。”革命者未必不是反动的，荒谬的是，康生这位左倾的共党人士从20年代末起，就一直是中共秘密战线的主要领导人，为党的情报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在不同时，包括延安时期以及在文革时期，迫害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以及广大知识分子，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而这样一位道貌岸然的人物却利用国家动乱偷盗了大批国宝文物。革命者未必不是反动的，凡事都有它的一体两面。

我的姑姑不是一九四九年随移民潮移居香港的，她和她的哥哥出生在香港，长在香港，她们的母亲父亲也都在香港结婚成家，早在清末民初，他们的祖父就像其它许多人一样来往于广州与租界，最后安家于此。一九四五年之前香港人口不到六十万。一九四七年国共内战正炽，我姑姑和她哥哥正值少年，生活环境中一下多出了来自大江南北许多的内地移民，社会竞争变得更激烈，生存更不易。

这不是香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移民潮。在近代中国，香港经历过规模大小不一的移民潮。

在我姑姑家附近，有一条街，就在崇光百货后面，那是一条老街，叫做骆克道。在香港，许多街道名称都是以老外的名字命名的，骆克当然也是一名老外，而且这个老外，对英国在香港的租界拓展、接管、统治上，曾经立下“汗马功劳”，他是“万恶的”帝国主义代言人，讽刺的是，他也是在欧美介绍中华文化博大精神最有贡献的欧美人士之一，最“热爱中华文化的汉学家”之一，他的精明一方面让中国平白地多奉献了一些土地给帝英，同时后来一段时期也让那群对帝国主义展开“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武装抗争”的当地居民在半个世纪后庆幸自己作了香港人，避开了内地战乱的危胁。而以骆克命名的街，其中上演的故事也和中国历史上的灾难紧紧相扣。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