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专栏）

9月以来，国家环保部和卫生部分别召开了防治重金属污染的专门会议。对时事稍有了解的人应当了解这两个会议的背景，近期以来全国几个地方爆发了重金属污染严重损害居民健康的事件，这些地方分别处于我国的华北、西北、华南、东南沿海地区，看来重金属之污染已是怵目惊心，非一地、一时之公害。

分析这几起重金属污染事件，有几个共同点：一是都发生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二是造成污染的企业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植，从立项到开工几乎一路绿灯；三是污染持续时间几年，当地居民通过正常渠道反映不奏效，酿成群体性事件后，引起舆论关注，当地政府才“雷厉风行”关闭污染企业。

长期以来，中国许多地方处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矛盾之中，尤其当经济发展速度成为许多地方考察官员的重要指标，一些地方政府负责人招商引资积极性高涨，完全可以理解，为官一方，希望多出政绩，是很正常的官场逻辑。由于官员的流动性，许多官员抱着“政绩归于自己，恶果留给别人”亦符合一般人趋利避害的心理。只是重金属污染的恶果显现较快，一两年，三五年，污染地的草木禽兽以及居民便受其荼毒。而在当下基层社会各种矛盾纠结的放下，环境恶果也会很快发展成为地方政治问题。

在环保部召开的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提出四点解决办法：妥善处置突发涉重金属环境污染事件；积极推进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强科普教育和新闻宣传。这些办法当然有作用，但我以为还停留在比较浅的层面，即仅仅通过治污防污、产业转型等技术手段去寻求解决之道，而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包括重金属在内的各种污染加剧的根本原因是基层民主建设存在着某些不足。

目前我国基层民主建设最显著的成就是村委会主任的海选，村委会只是一个自治组织，其在中国政治架构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而一些容易导致污染的工业项目引入，一般是市、县层级的政府决策，乡镇一级政府往往只能起配合协调作用，遑论作为自治组织的村委会以及广大村民了。一个工业项目的引进，从立项、论证、拍板、征地、建设到开工运行，基本上由政府的少数人说了算，而在每一个环节中，最直接的利益相关人-----工厂附近的村民称为沉默的大多数。由于没有一种保证所在地居民参与并起决定作用的民主机制，几乎每一个环节，当地居民的权益都可能受到损害，而缺乏相应的救济渠道。如一开始的论证阶段，就存在信息不对称，项目的污染风险多大、工艺的具体流程、污染防治采取何种措施，当地居民基本上处在盲区，而由地方政府利用权力上的绝对优势自说自话；接下来的征地、拆迁，同样是政府主导，当地居民让步；再到运行过程中，企业对污染防治成本的投入，政府环保部门对污染状况的监控，当地居民同样没有发言权；直到污染的恶果造成，居民投诉往往石沉大海，直到闹出大事来才会有人关注。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当地决策者的权力运行，当地居民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即使出事了，如何问责，也有当地政府的上级机关决定，当地居民的意见无法成为量化的依据。

这个问题若得不到根本的解决，我认为召开专门的工作会议，加大相关部门的执法力度，所起的作用恐怕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