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的西方，东方中的东方

——旅韩手记——

王晓华

       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the Orient”（东方）

                                   是与“the Occident”（西方）”相对而言的，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即以二者之间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

——爱德华·W·萨义德

前些年，阅读萨义德的《东方学》时，我头脑中的东方-西方之间存在明晰的边界。然而，自从来到韩国以后，东西方的边界就变得模糊了。在韩国，我时常感到困惑：自己究竟在哪里？东方？西方？从地理位置看，它处于中国东部，但很多人却习惯于称它为西方国家。如果处于东方的韩国果真是西方国家，那么，它就是东方中的西方，地理学意义上的东-西之别也就失去了意义。要弄清楚自己的当下位置，我不能不进入更复杂的定位体系。

生命想用大柱和阶梯把自己建筑在高处：它渴想望见辽远的水平线和幸福的美，所以它需要高度！
　　因为它需要高度，所以它也需要阶梯，需要阶梯与登梯者之冲突！生命要升高，而升高时，它要超越自己。[②]

处于西方系列中较低位置者总是率先被超越。那些处于较高位置者既是学习的榜样，又是反抗和超越的对象。理解了追赶-被追赶的辩证法后，你就会明白韩国人对“西方中的西方”的复杂情感。经过几十年的追赶之后，韩国人开始想摆脱追赶者的身份，企图以竞先-并进意识取代落后-追赶模式。这种说法表面上否定了追赶-被追赶的二分法，但实际上表述的仍是对追赶成果的评估——自己已经由迟到者跃升为竞先者，可以与原来的领先者齐头并进，跻身于“西方中的西方”的行列。这是一种自抑而自豪的表述。它在强调自己仅仅“竞先”的同时悄然将自己定位为“领先者”。可是，韩国2007年人均GDP只有19624美元，尚无法与美国（45594美元）、英国（45301美元）、德国（30650）、日本（34023）相提并论；其民主实践也历史短暂，远谈不上成熟；日常生活中的韩国人还暴露出浓厚的等级意识（如父权制观念），保留着吃狗肉、打孩子、轻视女性等前现代习俗。除了某些局部性的优势外（如电子工业），“并进”和“竞先”对于韩国人来说还是一个远大的规划，一种豪迈的情怀，一个正在形成的姿态。因此，当韩国人说“西方人是那样的”时，他们不自觉地表达了这样的定位：自己所在的地方不是西方，西方在更高的高处。既然西方中的西方在高处，那么，它的大地就是追赶者的天空，生活在这些平面上就是生活在后者的天空中，此处的人就是低处的神（至少是半神）。他们降临到低处时，会带来高处的荣耀和福乐。与他们相遇就是与高处建立联系，就是与自己的未来相遇。正是在这种逻辑的隐秘支配下，以民族意识强著称的韩国人仍时常仰视西方的人和物。他们中的白领阶层几乎个个穿西装打领带，喜欢在工作的间隙喝咖啡，以拥有欧美的名牌手表、皮包、饰品为地位的标志。来自欧美的白人男性也较受韩国女性的青睐，首尔和釜山的大街上经常出现白人男性和韩国女性的组合（韩国男性与白人女性的组合则极为罕见）。如此行动的他们在说“西方是那样的”时，无疑清晰地敞开了自己的目标和方向——从“西方”走向“西方中的西方”，在“西方中的西方……”阶梯中上升，直至达到能够与西方中最强大者比肩的境界。

恰如日本，韩国也处于东方。如果称之为西方国家的话，那么，它就是东方中的西方。尽管韩国有时会刻意强调自己的东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以东方化为自己的方向，而是为了凸显自己在西方系列中的个性和独特品格。东方是命运给定的位置，是其无法否认的原始身份，是来自远古的传统，是回忆和传说，是幽深的历史，是闪烁在时间深处的辉煌。它是一般过去时的。与它相关的句子几乎总是被动语态。有关东方的讨论引发的大都是对客体的言说。至于它必须面对的主体，则是暧昧的“我们”（如“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东方文化”）。“我们”拉开了与“东方”的距离，像面对他者一样面对东方。在“我们”中，谁能最大限度地拉开与“东方”的距离，谁就能进入东方中的西方。作为亚洲仅次于日本的发达国家，韩国无疑已经在世界阶梯中占据了靠前的位置，从东方的地平面上升到“西方中的西方……”系列中。与“西方中的西方……”所构成的上升系列相比，“东方中的东方……”延伸为下降的阶梯。前者指向高处和未来，后者的最低端则没入历史的水平面之下。由于“西方中的西方……”与“东方中的东方……”形成了高低、上下、强弱关系，因此，从后者进入前者就是“进步”。现代化就是追求“进步”的过程。置身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既要争先，就必然恐后。正如争先造就出对“先”的崇拜，恐后也必然牵连出对“后”的轻蔑。以好胜心强著称的韩国人更是如此。他们虽然身处地理学意义上的东方，但面对东方的大部分国家时却总有“居高”之感：相比于后者，韩国“走在建设发达国家事业的前列”。这种定位已经逐渐内化为一种微妙的心理地理学。我认识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韩国教授，他曾多次去过中国，知道中国的现状，对中国人也颇为友好，可他在谈论中国时却时常流露出优越感。有次聊天时，他谈到中国某大学校长访问韩国期间几天没洗头的滑稽相，然后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那笑不是嘲笑，但比嘲笑的意味更复杂。如此笑的他显然已经预先设定了尺度、标准、底线：文明人必须经常洗头，不经常洗头的人是落后乃至滑稽的。这种预设标准、尺度、原型的做法与萨义德笔下的西方人毫无二致。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已经率先获得现代性的西方无疑是标准、尺度、原型乃至理想的给予者，韩国的现代化所参照的也主要是“欧美的价值观和模式”[③]。给出标准、尺度、原型者必然将自己定位为裁决者，必然以为自己掌握了落后者的真实形象。文艺复兴以降，有关东方的权威言论几乎全部来自西方，以至于爱德华•萨义德将东方学称为西方人的建构。[④]这个结论也适用于萨义德本身。他来自东方，却在西方名牌大学任教，内心深处塞满了西方的语词，因此，即使他将自己当作插入西方心脏地带的剑客，其真实身份仍是西方学术权威。由这样的西方人重构东方，凸显的还是西方的权力意志和东方的柔弱品格。上面提到过的韩国教授也重复了萨义德的悖论。事实上，我在韩国遇到了无数的萨义德。他们身处东方，却以对待他者的态度俯视发展中的东方国家。俯视者看到的总是低于他们的人和物。在某些韩国人编的汉语教材中，第一课的内容往往名为《慢慢来》。大多数韩国人都将中国与慢划上了等号。强调中国的慢是为了突出韩国的快，其潜台词不言自明。有时候，我会产生强烈的申诉冲动：“你们有关中国落后的意象已经落后了。”不过，这些话只在我的内心深处回想。我知道我无法说话。说话就会生产悖论。有许多中国人强调中国已经比韩国强，因为中国的高楼大厦比韩国更多。然而，以高楼大厦为“强”的标志恰恰应用的是西方尺度。说“中国高楼大厦比韩国多”等于说“中国比韩国更加西方化”。如此这般，我们就强化了西方/东方（高/低、上/下、强/弱）的二分法，重演了韩国人的心理轨迹。事实上，高/低、上/下、强/弱的二分法的确支配着中国人，我们没有资格以无辜者的身份说话：我们现在越来越习惯于谈论中国的崛起；崛起既升高，即在“东方的东方……”系列中脱颖而出，登上政治经济学和心理地理学的高地。在越南、泰国、北韩旅游时，我们不是同样居高临下地评点当地的人和物吗？如此行动的我们难道不是在重建我们所反对的等级制？我们究竟是真的反对西方/东方的二分法，还是仅仅想与原来的殖民者交换位置？当宣告中国的某某技术已经达到西方发达国家水平时，我们岂不是在暗示自己国家躯体的前端已经进入“西方的西方……”系列？难道我们不是深陷于“东方的东方……”系列中，就必须崛起于“西方中的西方……”中吗？我们能否在“东方”和“西方”之外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1857年，法国人波德莱尔以向往的口吻说：“这是西方中的东洋，欧洲的中国。”对于当时的波德莱尔来说，东方是天堂的同义语，中国则是天堂中的天堂。这是发自他内心的赞美之词，但它也意味着东西方的裂缝已经悄然形成。在东方/西方或西方/东方的二分法建立以后，人们就被迫站在裂缝的两侧，对视、对峙、对立；他们如果不想深陷于较低的系列中，就必须在对立的系列中上升；于是，便有了东方中的西方、西方中的西方、东方中的东方、西方中的东方等吊诡的地理学概念，便有了暧昧的身份意识。现在，感叹深渊之深已经毫无意义。重要的是追问：面对深渊，人类何为？我们何为？

     （原载《天涯》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