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的西方，东方中的东方
——旅韩手记——
王晓华
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the Orient”（东方）
是与“the Occident”（西方）”相对而言的，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即以二者之间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
——爱德华·W·萨义德
前些年，阅读萨义德的《东方学》时，我头脑中的东方-西方之间存在明晰的边界。然而，自从来到韩国以后，东西方的边界就变得模糊了。在韩国，我时常感到困惑：自己究竟在哪里？东方？西方？从地理位置看，它处于中国东部，但很多人却习惯于称它为西方国家。如果处于东方的韩国果真是西方国家，那么，它就是东方中的西方，地理学意义上的东-西之别也就失去了意义。要弄清楚自己的当下位置，我不能不进入更复杂的定位体系。
在当今世界的主流学术话语中，西方原本就不是个地理系概念。它几乎总是发达国家的同义语。“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固定词组。凡是发达的国家皆属西方，不存在东方的发达国家。我曾在网络上搜索“东方发达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两个词组，找到的相关网页分别为30和1，530，000个。30除以1，530，000，结果接近于0。既然“发达”成了西方的专有属性，那么，东方的发达国家就只能被归属到西方系列。[①]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发达，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东方国家都已被视为西方大家族的成员。从经济的角度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也于2006年宣布韩国是第三个亚洲发达国家。在政治上，韩国已于上个世纪90年代实现了民主转型，自然属于“发达”之列。既然在经济和政治两个维度上都处于发达水平，那么，韩国就应该在西方版图中占据一席之地。果如是，身处韩国就是身处东方的西方，就是站在政治经济学的高地之上，就是进入地理学意义上悖论之中。
意味深长的是，韩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并不总是将自己归于西方的名下。他们与我聊天时，喜欢说“西方是那样的”。至少在说这句话的瞬间，韩国人心目中的西方不是他们所在的地方，而是另外的疆域。根据我的观察，如此说话并非在表达一种民族主义者情绪，不是在强调自己的文化身份，恰恰相反，韩国人认同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愿意逐步缩小与西方的距离。他们之所以以言说异域的方式言说西方，是出于对自己国家的欠缺意识——韩国之于西方，恰如弯月之于满月；如果说西方是发达的同义语，那么，韩国现在还不够发达，还处于走向发达国家的“中途”，尚需进一步西方化。听他们如是说时，我头脑中会浮现出以国家为单位的阶梯意象：“西方”本身展开为层层向上的阶梯体系，处于阶梯下端的国家会将阶梯上端的国家称为西方——在发达之中还有更发达者，西方之中还有西方。相对于这些更发达者，较发达的国家就是“发展中”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虽然都处于同一自然时间体系中，但却有“先进”和“落后”之别。“领先……年”和“落后……年”是现代国家叙事中常用的表述。比起更加西方化的国家来，从上个世纪中后期才正式启动现代化进程的韩国无疑是迟到者。迟到者要消灭自己的迟到品格，就要追赶。追赶意味着奔赴被追赶者的当下位置。至少在追赶的过程中，被追赶者是目标和榜样，追赶者要以之衡量自身。正是依靠这些尺度和标准，追赶者和被追赶者共同建构出了一个美好指数逐渐递增的意象系列：西方中的西方中的西方……。当韩国人说“西方是那样的”时，他们意指的“西方”是比韩国更美好的地方，而他们应该做的就是在西方的系列中不断上升。上升意味着有的国家被超越，成为上升者的阶梯：
生命想用大柱和阶梯把自己建筑在高处：它渴想望见辽远的水平线和幸福的美，所以它需要高度！
因为它需要高度，所以它也需要阶梯，需要阶梯与登梯者之冲突！生命要升高，而升高时，它要超越自己。[②]
处于西方系列中较低位置者总是率先被超越。那些处于较高位置者既是学习的榜样，又是反抗和超越的对象。理解了追赶-被追赶的辩证法后，你就会明白韩国人对“西方中的西方”的复杂情感。经过几十年的追赶之后，韩国人开始想摆脱追赶者的身份，企图以竞先-并进意识取代落后-追赶模式。这种说法表面上否定了追赶-被追赶的二分法，但实际上表述的仍是对追赶成果的评估——自己已经由迟到者跃升为竞先者，可以与原来的领先者齐头并进，跻身于“西方中的西方”的行列。这是一种自抑而自豪的表述。它在强调自己仅仅“竞先”的同时悄然将自己定位为“领先者”。可是，韩国2007年人均GDP只有19624美元，尚无法与美国（45594美元）、英国（45301美元）、德国（30650）、日本（34023）相提并论；其民主实践也历史短暂，远谈不上成熟；日常生活中的韩国人还暴露出浓厚的等级意识（如父权制观念），保留着吃狗肉、打孩子、轻视女性等前现代习俗。除了某些局部性的优势外（如电子工业），“并进”和“竞先”对于韩国人来说还是一个远大的规划，一种豪迈的情怀，一个正在形成的姿态。因此，当韩国人说“西方人是那样的”时，他们不自觉地表达了这样的定位：自己所在的地方不是西方，西方在更高的高处。既然西方中的西方在高处，那么，它的大地就是追赶者的天空，生活在这些平面上就是生活在后者的天空中，此处的人就是低处的神（至少是半神）。他们降临到低处时，会带来高处的荣耀和福乐。与他们相遇就是与高处建立联系，就是与自己的未来相遇。正是在这种逻辑的隐秘支配下，以民族意识强著称的韩国人仍时常仰视西方的人和物。他们中的白领阶层几乎个个穿西装打领带，喜欢在工作的间隙喝咖啡，以拥有欧美的名牌手表、皮包、饰品为地位的标志。来自欧美的白人男性也较受韩国女性的青睐，首尔和釜山的大街上经常出现白人男性和韩国女性的组合（韩国男性与白人女性的组合则极为罕见）。如此行动的他们在说“西方是那样的”时，无疑清晰地敞开了自己的目标和方向——从“西方”走向“西方中的西方”，在“西方中的西方……”阶梯中上升，直至达到能够与西方中最强大者比肩的境界。
恰如日本，韩国也处于东方。如果称之为西方国家的话，那么，它就是东方中的西方。尽管韩国有时会刻意强调自己的东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以东方化为自己的方向，而是为了凸显自己在西方系列中的个性和独特品格。东方是命运给定的位置，是其无法否认的原始身份，是来自远古的传统，是回忆和传说，是幽深的历史，是闪烁在时间深处的辉煌。它是一般过去时的。与它相关的句子几乎总是被动语态。有关东方的讨论引发的大都是对客体的言说。至于它必须面对的主体，则是暧昧的“我们”（如“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东方文化”）。“我们”拉开了与“东方”的距离，像面对他者一样面对东方。在“我们”中，谁能最大限度地拉开与“东方”的距离，谁就能进入东方中的西方。作为亚洲仅次于日本的发达国家，韩国无疑已经在世界阶梯中占据了靠前的位置，从东方的地平面上升到“西方中的西方……”系列中。与“西方中的西方……”所构成的上升系列相比，“东方中的东方……”延伸为下降的阶梯。前者指向高处和未来，后者的最低端则没入历史的水平面之下。由于“西方中的西方……”与“东方中的东方……”形成了高低、上下、强弱关系，因此，从后者进入前者就是“进步”。现代化就是追求“进步”的过程。置身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既要争先，就必然恐后。正如争先造就出对“先”的崇拜，恐后也必然牵连出对“后”的轻蔑。以好胜心强著称的韩国人更是如此。他们虽然身处地理学意义上的东方，但面对东方的大部分国家时却总有“居高”之感：相比于后者，韩国“走在建设发达国家事业的前列”。这种定位已经逐渐内化为一种微妙的心理地理学。我认识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
1857年，法国人波德莱尔以向往的口吻说：“这是西方中的东洋，欧洲的中国。”对于当时的波德莱尔来说，东方是天堂的同义语，中国则是天堂中的天堂。这是发自他内心的赞美之词，但它也意味着东西方的裂缝已经悄然形成。在东方/西方或西方/东方的二分法建立以后，人们就被迫站在裂缝的两侧，对视、对峙、对立；他们如果不想深陷于较低的系列中，就必须在对立的系列中上升；于是，便有了东方中的西方、西方中的西方、东方中的东方、西方中的东方等吊诡的地理学概念，便有了暧昧的身份意识。现在，感叹深渊之深已经毫无意义。重要的是追问：面对深渊，人类何为？我们何为？
（原载《天涯》2009年第5期）
王晓铧
王晓铧就是王晓华，王晓华弄个笔名是为了搜索自己方便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