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系列之二十九

这是一种真正科学的认识态度：“摹略万物之然”——无穷地接近事物本身。墨家的唯实主义精神即使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实在值得称赞。《墨经》在认识论与逻辑学上所展示的成就，说明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已经摆脱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传统思维模式，找到了一条通往科学与理性的正确道路上。

然而，“《墨经》辞约义丰，包罗甚富，如决定为一人所著，亦非一人所能著也。……吾颇疑其如佛教经典结集，乃开会决定之者”（方授楚语）。解读《墨经》中的认识论与逻辑学思想，亦非常人所能深入进去。从本篇开始，本人专门选择几位名家的文献，以帮助博友更易于了解《墨经》中的内容，特别是其认识论与逻辑学理论部分。

《墨经》关于逻辑和认识论方面的现象，统称为“辩”。《小取》篇的开头，就给它解释云：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明是非之分”以下六句，说明了“辩“的作用，也是所以有辩的目的。概括地说，就是别同异，明是非。而别同异又是明是非的根本。其次，“焉摹略万物之然”二句，说明所以同异的根源在于“万物之然”，不明白“万物之然”就不能知“类”，这是属于“亲”知的事体，是直接的知识；而所谓“群言”，则属于间接的知识，“闻”知的事体，所以必须加以比论，务求正确，然而这就进入“说”知的范围了。再次，“以名举实”五句，说明辩的方法和步骤，相当于“辩，争彼也”的“辩”的范围，主要在于“悟他”，但也不能说它毫无“自悟”的作用。末了，“有诸已不非诸人”二句，说明“辩”的道德，是墨子“非人者必有以易之”的意思的发挥。

由此可见，墨家的所谓辩，不管悟已悟他，中心都在求真理，所以，注重认识，即是逻辑和认识论，吻合一致，不可分离。以下，我们就谈墨家的认识论。

《经》下云：“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说在病。”《经说》下云：“物：或伤之，然也；见之，知也；告之，使知也。”这是因为主观的反映有深浅，语言的表达有巧拙的缘故。本章拿“知”和“物”对举，就是承认物在知之外，理在物之中，这是墨家认识论的根本观点。

因此，《小取》篇要把“摹略万物之然”，放在“论求群言之比”的前面，就因为亲知的知识，或许会有一个“不必同”，但闻知的知识，说不定可能有两个。所谓“摹略”，就是广求而约要起来的意思。《经说》上云：“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貌之”，也就是摹略。从主观的能动说，谓之“貌”，谓之“摹略”；若从客观被貌的结果说，就是反映。并且“摹略”还含有规摹略取的意思，和“过物”的“与物过从”相习的意思关联起来说，可见墨家所见的认识，是一种无穷地去接近事物的过程。这是一种科学的见解。

因此，《经》上就拿“故，所得而成也”一章开始。因为事物的所以然，都有若干的“故”，仅有故的一部分而不完全的，叫做“小故”，综合故的全部而无缺的，叫做“大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大故，有之无不然”（本章《经说》）。所以，要明白“万物之然”，就必须研究万物的“故”。所要摹略的，也就是这个“故”。

认识这件事，是主观和客观两者缺一不可的。所以《经》上第三章用“知，材也”，来说明主观的官能。《经说》上云：“知也者，所以知也；而不必知。若明。”《经》和《说》第一个“知”都读“智”，指官能说，如五官等。人具有能感觉的官能，这是求知识的根本工具；但仅有认识的工具，如果不遇到被认识的物，什么知识也得不到。如光有眼睛的“明”，不必成“见”一样。所以《经》上云：“知，接也。”这个“接”字，《经说》上就用“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的“过物”来解释它。这不仅承认人的官能“能知”，而且承认了“物可以知”。

我们在认识过程中，“知”与“物”“接”，不仅仅是消极的“物来顺应”的反映，而其极大部分还是积极的能动的追求，所谓“摹略万物之然”，已含有这个意思；在年代更早的《经》上篇，也表现得很明白。《经》上云：“虑，求也。”《经说》上云：“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若睨。”“睨”是有意识的视，但睨而视物，不必即能得到所要看的东西。所谓“有求”，即“有所求”的意思，这就表示（一）其官能的动向有所禀受；（二）所过的物，是合目的的对象。《墨经》把这章放在“知，接也”章的前面，是有用意的。

《经》上云：“{知心}”，即智字）《释名》云：“论，伦也。有伦理也。”《淮南子》《兵略训》云：“见人之所不见谓之明。”在认识过程中，仅仅“过物而能貌之”，还不算知识，必须更进一步对于貌物得来的知，整理出一个伦序条理来，构成一个明确的观念或概念，才能够见人之所不见，才能够算得知识。

感官的动向既然是有所禀受而不是漫然去求，那末是什么在指挥它们呢？荀子归之于“心”。《正名篇》云：“心有（又）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即感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墨经》也有同样的思想，也把它叫做“心”。《经》上有连次四章云：“闻，耳之聪也。”“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言，口之利也。”“执（持的意思）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有了“心之聪察”，就可以声入而心通，用言以达意。如果没有它，不但辞辩不可能，而且认识也不能发展了。

所谓“心”，在《墨经》另外几章，也称为“知”。如《经》上云：“生，刑（形）与知处也。”“卧，知无知也”（第一个知字指心说）。“梦，卧而以为然也。”形骸和知觉在一起，就是“生”；睡觉时，知觉不自觉其作用，就是“卧”（睡了）；在睡眠中，误认为知觉的作用和醒时一样有言动的效果，就是梦。《墨经》这种对于生理和心理的见解，在当时确是进步，因为它不用“神”或“灵魂”的字眼，也是对于天鬼思想的修正。但是把感官和心觉统通叫做“知”，这里又表现了它的时代的限制。

从它创获的由来，墨家把知识分为三种：就是闻知、说知和亲知。《经》上说：“知：闻，说，亲，名，实，合，为。”《经说》上云：“传受之，闻也。方不{广章}，说也。身观焉，亲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志行，为也。“这一章很重要；它把墨家重客观贵实践的精神带到认识论上来，奠定了以实践为认识真理的标准的墨家唯物认识论的基础，使墨家的逻辑呈现了科学的光辉。所以，《墨经》另外设置了许多章来分疏本章所提出的每一概念。

本章的前半，说明知识的种类；后半说明名实的关系及认识的标准。先说知识的种类。第一，所谓“亲”，就是亲知；是由感官亲历所得的经验而成的知识：所以说，“身观焉。”这是一切知识的基础，自常识以至科学都建筑在这个基础上面。第二，“说”，就是说知，在时空中，主观所能“身观”的，有一定的限度，说知和闻知就是补足这个缺憾的。说知是由推理所创获的知识。比方说，从墙隙看见一只角，就推知墙外有牛。有了说知，这时墙壁就不能妨碍我们认识的发展。所以说，“方不{广章}的推理，一直到“以说出故”的推理，都包括在内。这里应该注意：墨家的所谓说知，是以亲知为基础的。所以，《经说》下云：“夫名，以所明正所不知，不以所不知疑所明，若以尺、度所不知长。外，亲知也。室中，说知也。”“外”指室外。比方说，有人告诉室中椅子的颜色和室外的一样，我们就可以根据所亲知室外椅子的颜色，去推知室中椅子的颜色。所以说，“外，亲知也。室中，说知也。”第三，“闻”，就是闻知；是由“传受”（受授古通）得来的知识。凡从口头上或书本上所得来的都属这一类。《小取》篇所谓“论求群言之比”的“群言”，当然也属这一类。所以必须论求其比的缘故，就因为它们有和事物“不必同”的危险。一经论求，闻知就变成说知：说知是以亲知为基础的，而闻知也是以亲知为基础。第四，还有一种知识：不直接由感官得来而是以感官的经验为基础，反复长久，终于构成一个表象的知识：例如农民耕种田地，砍倒树木，这种工作长期反复就养成“地面”这个表象，获得关于土地的一种知识。《墨经》“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章，就是说明这种知识的。“五路”，就是五官；“久”就是时间。在这章里，“久”是构成这种知识的条件之一，同时也可说是这类知识的一种。这种知识是和亲知最接近的：因为它是长期实践的结果。

上面说明知识种类，已指出墨家以亲知为闻、说两知的基础，及注重实践的特点，这一特点，在该章下半表现得更为明显。

关于“名”“实”，《经说》上云：“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例如说，这本书是《墨经》，这本书是“所谓”，有实可指，故谓之“实”。《墨经》是“所以谓，是用“名”来举实，所以叫做“名”。《经说》下云：“举彼尧也，是以名视（示）人也；指是虎也，是以实视（示）人也”，也是同样的意思。如果用“是”字把所谓和所以谓联系起来，就成功一个有意思的辞，——“以辞抒意”的“辞”。如果这辞的两端的关系，恰合于客观的现实的关系，那就是“名实耦”，就叫做“合”。“耦”，是二人耦而耕的耦，在耦耕中，两个耕者的动作是参差不得的。所以，必须名实耦合，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

但是问题不在于名实的形式上的耦，而在于它们现实上的耦。到了现实上不耦的时候，究竟是用“名”正“实”呢？还是用“实”去正“名”呢？这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分歧点。因为从来就没有一家名辩，不主张形式上的“名实耦”的。

墨家重实，所以采取后者——即用实去正名；换句话说，就是以现实为标准。《小取》篇云：“以名举实。”《经》上云：“举，拟实也。”《经说》上解释这一章说：“告以文名，举彼实也。”《经》上接着又云：“言，出举也。”《经说》上云：“言也者，诸口能（态）之出名（旧作民，依孙校正。下同）者也。名若画{亻虎}（虎）也。谓言犹石致（致）也。”这就是说：“名”的好坏，看它能不能“拟实”，能“拟实”，就能尽“举”的作用，就是好的。譬如画虎，像虎就是好的；不然，就是坏的。如果画虎类犬，终不成不去改造画面，反而责备虎不应该不像犬。《易·系辞》云“拟诸形容而象其物宜”，正是这个“拟”字的好解释。名能拟实，才能像石头一样的坚致。

最后说“为”。《墨经》把“为”放在最后一项，大概包含有两种意义：一，是求认识的目的在于致用；二，是知识正确与否全靠实践去检证。因为重效用，所以也重从实践中求检证。墨子说：“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爱下》）这是重效用。墨子有三表，——立言的三种标准——最后一表就是“废（发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这是重从实践中求证。《墨经》是贯彻着这种特色而又把它扩大了的。

《经说》云：“志行，为也。”“志”是动机和意志；“行”是行动，即实践，合志行在一起，才算是“为”。不但做，还要做得对。《经说》下云：“杂所知与不知而问之，则必曰，‘是所知也，是所不知也。’取、去俱能之，是两知也。自墨家看来，必须名实悉辨，“取去俱能”，才算致用，才可说是真正知识。《经说》上又云：“意、规、员（圆），三也俱，可以为法。”比方画圆，“意”是圆的意象；“规”是画圆的工具；“圆”是画出来的圆形。有意象和工具，还不够，必须画出来真是圆形才算数。合三者在一起，才可算法则。最后的实践（画圆）对了，原先的理论（意象和工具）才算正确。

《小取》篇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大体说来，相当于逻辑的形成概念，构成判断，组成推论的三个阶段（如果加上实践的检证，就等于整个认识过程）。墨家重实际，不拘于形式，只要确实能够举实、抒意、出故，而且“故”能“中效”，便谓之“是”。——这种不拘形式的方法，与其说墨家辞辩的缺点，毋它说是它的优点，因此可以省却许多腐心于烦琐格式的精神。

概念，对于“实”说，墨家叫做“举”。“举，拟实也。”发为语言文字时，墨家叫做“名”。“声出口，俱有名”（《经说》上）。“名，出举也（《经》上）。”“举”，当做动词用时，就是概括的意思。

《墨经》把名分为“达、类、私”三种，这是由“共、别（《荀子·正名篇》）的标准来分的。《经说》上云：“名：物，达也；有实必待文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声出口，俱有名。若姓字丽。”这是说，名对于实，像姓名和本人相附丽一样。《大取》篇关于“名”，还举出几种：（一）“以形貌命者，必知是之某也，焉（乃）知某也。……若山丘室庙皆是也。”这相当于普通所谓具体名词。（二）“不可以形貌命者，唯（虽）不知是之某也，知某可也。”这相当于普通所谓抽象名词。（三）“诸以居运命者，苟入其中，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若乡、里、齐、荆皆是。”若乡里齐荆云云，是臂称，不是指实。这里暗示着概念的内容是变动的。（四）“诸非以举量数命者，败（破、毁的意思）之尽是也。”这似乎指不以量数为命名的条件的，虽把它分析，也无变动而言。——可惜《大取》篇讹夺很多，不能窥见全豹。

注：全文选自《十家论墨》（杜国庠《关于〈墨经〉的若干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171-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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