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宝贝”卫慧为什么要“嫁给佛”？

在网易上，重又看到了《上海宝贝》的作者卫慧的消息。其中说到有一日本僧人，询问卫慧的一部新作为什么取名《我的禅》，卫慧答“嫁给佛！”僧侣不解，从布衣袋里拿出纸和笔，恳请卫慧把这几个字写下来。卫慧笑笑，挥笔写下以后，顺便还写下了英文的解释。想不到这位僧人竟然在几年后将卫慧的“嫁给佛”三字刻于石碑之上，立于寺前。据说这位僧人还把卫慧日文版的书籍，全部看了一遍，连一些书的细节都能详述出来。

我深为这位日本僧人的真性情所感动。我猜想，也许是卫慧的书写得确实好，深深地打动了他。也许是卫慧的这份佛心和佛性，让这位僧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为机缘巧合，他认识了友邻一位痴心嫁佛的中国女作家。女作家不吝赠字于他，让他更加坚信了佛缘的无处不在和佛法的广大无边，他于是把“嫁给佛”三字刻在那里，以明自己一心向佛的心志。

日本的僧人与中国的卫慧这段机缘巧合，让我重新忆起当年的卫慧。卫慧因《上海宝贝》一书，一夜之间蜚声文坛，被誉为美女作家，并俨然在美女作家群中大有翘楚之势。但是《上海宝贝》随即遭遇与贾平凹《废都》同样的命运，遭到了封杀，出版社因此受到拖累，被罚巨资。卫慧在文坛上也受到了围剿，几乎被推为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代表。

我有幸在当年的第一时间读到了《上海宝贝》这本书，当时就为这本书击案叫好，并在其后一直在朋友之间为卫慧鸣冤叫屈，替卫慧报打不平。众人叫骂我叫好，何也？前两天看司马平邦的博客，他在一篇文章里批评现在的中国，全国人民都不读书，其实我看那时的全国人民也不怎么读书。中国人一看到有性描写的书，大多就谈性色变，什么样的好书在他们眼里都会变成不合时宜，不合伦理，不合阅读习惯。

卫慧的《上海宝贝》是一部社会问题小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在新型经济体制的作用下，也发生了许多无可预见的变化。在大都市上海，出现了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没有精神信仰，道德感找不到归依，心灵极度空虚。他们蔑视传统的规则，崇尚西方的生活，受物欲的诱惑和驱使，追求感官的享乐和刺激。这些人不在少数，几乎成为群落，有点像西方国家当年的嬉皮士。

卫慧敏锐地捕捉到了大上海在转型时期，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思想困惑和精神迷失，同时她也看到了这些年轻人面对新事物内心的一种焦虑和饥渴。用小说的形式把它写出来，应该说当年的卫慧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后来小说命运的事实也证明了她作为一位作家的胆识。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不可能牵涉到男女情爱，不可能不触及到性，他们对性的观念也许正能说明他们人生的态度和取向。现实是一码事，把现实反映到书里又是一码事，卫慧的勇敢由此也可窥一斑。

《上海宝贝》无论从创作手法，到叙事铺排，以及写实风格方面，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并对当代社会问题小说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卫慧的创作意图主要是提醒社会，对这些生活在社会另一群落里的年轻人，给予关注和引导，这表现了卫慧作为一名作家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文学源于生活，但文学不等于生活。更为可笑的是，人们在批评卫慧《上海宝贝》时，都有意无意地把她看作是书中的女主人公，甚至连一些所谓大牌的作家都这样无聊和无知。我曾经现场听过一位相当著名的作家作报告，他曾经当过中国最高的文化官员。当有人问及他对这些美女作家的看法时，他非常不屑地说：你们是说那些用身体写作的人吗？老实告诉你们，我从来不看她们写的书，我有时间还不如陪我孙子玩一会儿呢。这位作家的一番陈词，表达了他对美女作家们的不齿。当时我就非常不满，这就是一位曾经主管中国文化的大作家，对文学作品和文学创作者的评价吗？连看都不看，你咋知好不好，太没道理了。这样霸道的嘴脸，一看就是在官场侵淫过的。

年轻有才气的美女作家卫慧，因为《上海宝贝》出了名，也因为《上海宝贝》在中国文坛刚一冒头，即遭扼杀了。同时被扼杀的，自然不只是卫慧一个人，多少个有希望的年轻作家，为沉闷专制的中国文坛所伤。卫慧，只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卫慧后来写的《我的禅》我没看到，但我想卫慧经历了《上海宝贝》风波后，一定会有一个独自思考的过程。她在完成了思想涅磐之后，精神升华到了佛境，这也是个不错的改变。毕竟把心“嫁给佛”，心是清明的，澄净的，恬淡的，欢喜的，那位日本僧人是个善解人意者，他也理解了卫慧为自己的心灵找到最好的归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