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盗版猫》讥讽的是“拷贝文化”

电影《盗版猫》刚公映，“盗版文化”已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我记得2008年初，陈丹青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问时，曾把亚洲整体文化形态定义为“盗版文化”，引来过一番争论。此后不久，人们虽不说盗版文化了，但对山寨文化的讨论却喧嚣一时，各类山寨文化现象频出，这其实是“盗版文化”的另一个命名。

导演高艺鑫借《盗版猫》中的一句台词，表达的仍是对当下文化形态的看法：“在这个年代，关键是拷贝谁，怎样拷贝，拷贝的怎么样。”果然电影中的每一个角色，我们都能从西方文化中找到它的来源。主角孙楠，满头短辫，是黑人嘻哈歌手的中国拷贝。歌手景岗山和周晓鸥饰演的杀手，是电影《黑衣人》和《低俗小说》的混合拷贝。至于恶搞、戏仿经典电影中的桥段，更是成为电影的一个主要构成元素，《落水狗》中的聚谈闲扯、《黑客帝国》中的躲子弹、《低俗小说》中的笨杀手等等。总之，电影中的人物虽然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所有的想象都有一个我们熟悉的源头。

这是当代文化的一个普遍现象，无论文学艺术界，还是影视娱乐界，从高雅艺术品，到通俗的娱乐电视节目，我们总能从西方发现它的原版。我想，用“拷贝文化”来命名这种文化现象可能更为合适，它就是指当代文化精神与样式，总是存在着西方文化的模仿与复制，这个概念要比“盗版”或“山寨”显得平和。这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现象，当中国文化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时，别人漫长的摸索过程，到我们这里便会成为快速的模仿与拷贝过程。陈丹青对此概括的一针见血，因为我们分享的是已成经典的“现成观念”，从科学到与文化都是这样，所以他追问道：“这100年，什么东西是我们原创的？”

高艺鑫的《盗版猫》和宁浩的《疯狂的赛车》，以及前些日子引起观众反感的葛优的《气喘吁吁》，在气息上都很相近。这种电影形态在西方文艺仍是有源头，那就是1970年代盛行美国的黑色幽默。我们发现今天的社会形态与当年美国也很相似，都有一个变化迅速、让人无所适从的社会背景。有人把黑色幽默称为“绞架下的幽默”或“大难临头时的幽默”，说得非常形象。

这几部电影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反英雄”的，精神趋于分裂，言行或滑稽荒诞，或不可理喻，嘲讽的是社会与个人的精神危机。这些电影打破了叙事常规，把现实和想象、当下和回忆、严肃与恶搞混合在一起。在看电影时，你一方面会觉得那些反讽的台词好笑，但同时又能体会到一种抑郁和残酷。那笑声是苦涩的，也是无奈的，与周星驰的无厘头有很大差别。它们在恶搞中透着严肃，在幽默中带着痛苦，隐含着对社会价值的评判。它们表现的是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期望用对嘲讽来对抗社会对个体尊严的侵害。所以这几部电影，喜剧中都带着浓浓的悲剧底子，连笑声也透着愤怒。当然几部电影中，手法最成熟的还是宁浩的《疯狂赛车》。

有意思的是，《盗版猫》虽然讥讽的是“拷贝文化”，但它的创作手法仍是拷贝来的，这就是当代艺术常常要面临的悖论。不过因片中有大量事件，影射了当下娱乐圈的潜规则，使它有了一些本土性。“拷贝文化”实际上是当代中国一个深刻的文化与社会学现象。在过去的争论中，人们常因“盗版”或“山寨”的不雅，把这种文化形态看作是一种亚文化或草根文化，其实远非如此。当下文化其实早已整体呈现出“拷贝文化”的特征，山寨文化不过是这种主流文化在民间的映射，是一种更低级的“拷贝文化”。

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时代，“拷贝文化”对理解中国当代文化是一个异常严肃的课题，绝非只是知识产权那么简单，它意味着要对未来的思想与精神法则有一种更为深入、更整体的思考。我非常期望《盗版猫》的热映，能带动文化学术界对“拷贝文化”的真正反思，对当代文化来说，没有比这个更为重要的事情了。60年，也到了清晰认知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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