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人讲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其实这只是讲到了问题的表面，问题的本质并没有任何的触及。因为市场经济表面看来当然也算是法治经济，毕竟人类必须要借助政府法治的力量来规范经济活动，即便是封建经济、奴隶经济也不例外。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治下的大一统秦帝国，曾经以严刑峻法的法治闻名于世，事实却是个外强中干的短命王朝，及至二世而亡。前苏联，也曾经是一个高度集中，法治严密，威武强大的“超级大国”，不是也在20世纪末期悄然覆灭了吗？由此可见，法治条件下，并一定诞生市场经济，人民也未必一定幸福。这是因为，法治只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工具而已，有国家便有法治。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自由经济。没有社会的自由，公民的自由与企业的自由，市场经济不可能产生，更不可能成长、繁荣。你不可以设想，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没有进城谋生的自由，会有城市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我们城市建筑业劳动力的主体是农民工；你不可以设想，没有知识分子的创业自由，会有今天的中关村高科技产业——中关村科技企业的创办者多是下海知识分子；你不可以设想，社会的全体公民都遵循一种思想，而没有自己的思想自由、创作自由，会有文艺的“百家争鸣”，文化产业的大繁荣、大发展——文化产业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至于好的法治，应该是保障自由、保护自由，而不是限制自由、侵犯自由，否则一定是不好的法治（坏的法治）。

尽管今天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自由、公民自由与企业自由也已经有了历史性的进步，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相对于法治建设而言，我们的自由增加得还不是那么多，那么好。甚至在公民的私生活领域，法治都已经无孔不入了，比如在自家楼下停车都有人会“依法收钱”。可是在创业自由、言论自由、迁徙自由方面，我们仍然存在着制度方面的限制。比如，民营资本在通信、电力、石化等国企垄断的领域里投资，就会受到诸多的限制或者歧视；又比如公民个人或者团体不可以举办出版机构，因为国家实行出版审批制；还比如，你如果没有北京市户籍，在北京只能是“暂住”，有些就业岗位便不会对你开放；再比如，你不是党员的话，在国有部门升职提拔常常会受到影响——因此对于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入党热潮未必是青年人都有什么高的思想觉悟，恐怕追求毕业分配时的实际好处才是他们权衡的出发点。如此说来，我们最迫切的也许不是法治的建设，而是应当进一步开放，继续为自由扫清道路。

回到我们的现实中来，似乎世界金融危机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特别是我们自己，经济指标甚至有了显著的增长。北京、上海、深圳等中心城市的房价涨幅已经大大超过了2007年的水平；汽油、食品、公共服务的价格同样涨声不断。经济不景气，房价、物价是不应该涨的，可我们为什么就止不住地涨起来了呢？难道是我们的经济真地“风景独好”了吗？我不这样看，一些清醒的学者也不这样看（比如谢国忠、许小年等）。我们是靠大把花钱（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制造泡沫，才实现了所谓“美丽增长”。在我们这轮对抗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根基经济自由明显受到了压制或者抑制，相反管制、计划与“国进民退”却抢尽了风头。尽管短期的结果是“GDP”指标再度“好看”起来，可能也只是好看而已；而我们一直强调的经济质量、经济结构却是越来越令人担心了。至于与公民幸福指数相关的就业、收入方面好像也没有实质的改善——毕竟吸纳最多就业人口的是千千万万私营中小企业，而他们的生存空间与那些垄断国企（“长子”）则根本不在一个平等竞争基础上。所以，无论世界怎么看衰美国，我仍然相信美国经济会率先世界同时也率先我们实现真正的复苏与增长，因为他们自由经济的基础没有受到破坏，相反受到了“聪明”地保护。

那些幻想在全球化的时代里重用马克思的计划手段来挽救经济危机的想法必将证明是愚蠢和行不通过的；让经济体制实现自由才是正确、光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