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几年，我都要重新读一遍诸子百家的主要经典，上个月又重读了《老子》、《论语》和《孟子》。记得上一次大规模地阅读它们是在１９９５年，花了３、４个月的时间几乎通读了诸子百家的所有经典，其中还包括《列子》之类明显的“伪书”。相比之下，这次规模小多了，不过版本和注释每次都不同。它们是中国文化的元典，如果一种文化是一个活的生命体的话，它们就是它的骨骼或主干。不管在我们现代人眼里，它们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误是真诚还是虚伪总之它们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没有了它们，也就不存在了所谓“中华文明”。

上个月看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１５６６年：嘉靖与海瑞》的ＤＶＤ，在我看来，这是近年来拍摄的所有历史剧中最好的一部。意犹未尽之余，我认真重读了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作《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１０多年前是一本畅销书，有点像易中天的《品三国》这些书在今天的地位，我初读它大约是在１９９８年。当时印象非常深刻，我在读完某一本书之后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至今都寥寥可数。我尤其记得本书结尾的那段话：

１５８７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的确，正如黄仁宇的评论，“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这是明朝的失败，也是中国２０００年大一统皇权政治的悲剧性失败。我认为，这才是作为明史专家的黄仁宇先生所著这本书的更大的意义。中国有比较可靠记载的４０００年政治文明史上有过两次大的制度突破。第一次是在秦代，它突破了殷周时期的诸侯分封的上古礼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这种制度创立于秦代，巩固于汉代，经过数度朝代更替以后的调整改进，重建于隋代，并极盛于唐代，之后便开始了长达一千年的缓慢而不可逆转的衰败。到了明朝末年，它确实已到了山穷水尽之绝境，而有清一代“鸦片战争”之前２００年的勤勉努力不过是其回光返照而已。中国政治史上的第二次突破当然是“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的自我调整和自我革命，这次突破，到现在已历时近２００年，但仍未取得最后成功，未来的端倪依然扑朔迷离，现在还很难断言其结局。不过我们也无需急躁灰心，因为２０００多年前的那一次突破，自春秋始至汉朝建立，前后花了６００—７００年时间。相对而言，“鸦片战争”至今只走过那次突破的１／３时间。所不同的是，秦汉体制的突破是在中华文明内部自然演化生长出来的，而这次的“现代化”虽也有内部变革的要求，但更直接的是在外来文明的压力和挑战之下的被动适应，情况的复杂性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说到这里，就有必要谈谈外来思想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我们知道，在浩瀚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真正影响过中国文化的大规模外来文化冲击也只有两次。第一次是从东汉初年开始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第二次仍然是近代以后西方文明的引进。从东汉初年一直到宋代理学的集大成，中国用了一千年时间将佛教这种完全外来的思想文化彻底地中国化，并几乎天衣无缝地整合进自身的文化传统。无巧不成书，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却灭绝于穆斯林的战火，以后再也没有重生过。我认为，研究佛教的中国化的历史，对于我们今天学习借鉴乃至吸纳整合西方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就像中国化了的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一样，未来“中国化”了的西方思想文化也必然大不同于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后形成的西方“现代”思想体系。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并朝这个方向自觉努力，那么近代以来那些从所谓“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的激烈争论都是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用生物和医学技术作比喻，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不是断肢续接，也不是外科手术，甚至也不是良种嫁接，它比较类似于现代的“转基因”工程。比“转基因”工程更困难、更不可预测的是，文化融合往往是不能人为主导的，人的自觉努力或许能发挥重要作用，但最终的方向和结果却取决于许多不可测的机缘巧合。

当代中国正站在５０００年历史中的两次“双重突破”的交汇点上：我们既面临着制度性的突破，又面临着思想文化的突破。秦汉体制改变了中国的制度，但其文化内涵是从中华文化中自己生长出来的；佛教改变了中国文化，塑造了后世中国的心性，但没有对中国的制度造成明显的影响。今天的中国却面临着双重改变：不仅制度需要突破，文化也有待重建，而这种“双重突破”中都有西方文明的重要影子。我在去年这个时候出版的一本书中详细讨论了这个大课题，我自己原来为那本书定名为《走出“民族神话”——中国重新崛起的精神准备》，最后出版时被编辑改成了《下一站：中国》。

写于2008年3月1日，改定于2009年9月17日，发表于2009年9月26日《中国经济时报》我的个人随笔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