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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朋友对我选择“犹太人”作为网名感到奇怪，因为这并非是一个吉祥的符号。几百万犹太人在二战中被法西斯疯狂屠杀，以色列近六十年来与阿拉伯人的兵戎相见，血肉横飞，都使得“犹太人”这个词汇令人毛骨悚然。
犹太民族曾经是一个没有祖国，四处漂泊了3000年，同时又是一个生命力极强的群体。我的家族以及我本人的经历，有某种犹太人的影子，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别出心裁的网名。
建国六十周年是中国人民的喜事，本家族的生活变迁，恰恰就是在这六十年中发生。从漂泊到稳定，从温饱到小康，我们延着“树挪死，人挪活”的人生轨迹，进行生命的运动。
我们的父母祖籍浙江，出生在上海的英国租界。20世纪50年代，他们大学毕业后响应政府的号召，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父亲到了黑龙江的牡丹江机车厂工作；母亲到北京电子管厂当翻译，为了不影响工作，生下了我之后，就把我丢在上海的外婆家。
那个时代，工作单位以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为主，人事调动是很困难的事情，必须双方单位都同意才行，还要经过上级人事机构的批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只能干一行，爱一行；个人没有选择岗位的权利，都要服从政府的分配，更不要说自主择业或创业了。而保守的户藉制度则是另一个紧箍咒，使得异地调动十分困难。
然而，父亲却是一个“例外”的幸运者。因为工作表现出色，父亲被选派到前苏联实习，回国之后奉命到吉林长春的一个新建铁路工厂任技术科长。母亲也从北京调到了长春，这在当时是属于组织照顾的，为了解决父母亲两地分居的困难，他们曾经分居两地六年。
六十年代，铁道部在江苏戚墅堰建立“机车车辆研究所”，父母亲再次被幸运之神眷顾，他们接到调令，回到了鱼米之乡，离故乡上海只有一步之遥。父母亲就这样定居在江苏了，而当年另外成千上万的上海外派大学生，有很多人至今依然留在祖国的西北、东北。
我在七十年代从上海迁到了江苏，开始自己的异地人生。还在计划经济的时代，我被分配到江苏常州的纺织行业，这是当时的朝阳行业。我所在的常州市纺织工业局是“全国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作为刚从学校出来，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年轻人，显然不适合那里的工作，我被“仍”了出来。第二份工作是采购员，在物质供应紧张的年代，采购员的难度相当于现在的推销员。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我，思想十分单纯，根本无法胜任这项高难度的工作，于是再次被“淘汰”出局。
回想起这段经历，我总是感慨万分。如果没有当初的“惨痛教训”，也就没有我今天如鱼得水的“外交手腕”，人是被逼出来的。后来我“下放”到工厂工作，在基层默默干了十多年，奠定了自己的工作基础。有一次被上调常州市标准局的机会，因为原工作单位不肯放人而告终，否则，我就是公务员了。不过，那时候的机关没有今天这么高的待遇。
我最大的幸运在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个期间，中国的人事改革也全面推行，人才流动的瓶颈被冲破。我在80年代中期被选派到深圳，到外资企业进行技术指导工作。之后的十多年，集体企业、乡镇企业、股份制企业我都“溜过”。广东、陕西、北京、上海、浙江以及江苏各地留下了我的足迹。在拥有开厂办公司的经历之后，我在21世纪之初进入大学任职。
我的人生经历充满了坎坷，曾经四海为家。但是，我是充实的，“树挪死，人挪活”，我在变化中不断创造出自己新的价值。比较当年的许多老同学、老同事，我的社会价值以及知名度已经远远超出他们；在物质方面，可以说也是应有尽有、小康之家。
纵观中国的改革开放各项成果，有得有失。然而，改革最彻底、最成功的，非人事改革莫属。这项改革产生的积极意义，是不可估量的。人事改革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营造了一个激烈的竞争环境；人事改革废除了一岗定终生的陋习，为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了制度保证。
改革开放扭转了一个“犹太”家庭的人生轨迹！
笔者与父母亲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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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陆燕青）
陆燕青，上海人。江苏高校教师，经商多年，曾经是深圳特区早期建设者。《凤凰博报》、《中信出版社》、《新经济》、《中国常州网》特约撰稿人。有几十篇文章被新加坡《联合早报》、《凤凰网》、《凤凰博报》、《新浪博客》、香港《星岛环球网》、《中国常州网》刊登在首页；权威财经媒体《证券时报》、《证券之星》、香港《财华网》、《中金在线》刊登或转载鄙人的文章。邮箱:hardoo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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