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儿圆圆照九州变味送礼几时休

　　送礼在我国由来久矣，礼尚往来也是一个传统风俗。本来街坊邻里、亲朋好友、同事同学逢年过节大事小情，有些物质性的礼品往来，体现人间的亲情和友谊，实在也是人之常情。然而，这些年来送礼已经变了味儿，成了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的沉重负担。

　　官场、职场礼行其道，成千上万的公仆在忙着践行三个代表，可我还是感叹着某些公仆中人在道貌岸然地收着歆享着这随着一轮明月和国庆的欢乐而纷至沓来的“礼”。百姓们也忙着备“礼”，小职员们，总要看看顶头上司吧，倘还年轻或半老不小想谋个一官半职，自然那礼的内容和规格就不能不提升。小商人小生意人对平时管你的一大帮行政执法部门的小科员小科长们甚至比科长还大的什么长们你也不能忘了去送吧，比如送三头二百或一千两千的购物卡之类，还有天价这个天价那个的。

　　至于机关的科、处、室，到了这时候也一定专人或专车到上级主管部门的科、处、室提前打点，不然年底的目标评比、考核的排头就恐怕与你无缘了。还有那些地方的各别官吏，那些载着礼品、红包和升迁希望，往省城弛骋的大车小辆，是中秋、国庆为他们提供了保官升官的天赐良机。已被判了无期的北方某省的一个地市级公安局长一出手不就是150万吗？送的是公款还是私钱（赃款），大概只有天知道了。

　　这礼不送不行吗？答曰：“不行”。千里做官原为财，前腐后继的贪官们哪个不是身家数百万上千万乃至上亿呢？倘你不幸在一个视收礼为常态的上司手下，你不送就违背了潜规则，上司会以很革命的名义和冠冕堂皇的理由将你踩在脚下，或者委派给你更艰苦卓绝和艰难险阻的革命任务，满足你甘当一辈子革命的老黄牛的崇高理想。

　　晋代有个叫鲁褒的写了一篇《钱神论》，里面说：“钱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处后者为臣仆”，“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在，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手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你看这钱有多大的神通，怪不得花钱能连官也能买来做！商品经济凸显了人与银子的关系和联系，使人异化甚至物化，于是金钱拜物教又有了新的虔诚信徒和市场。如今，钱在人们的心中的重要性实在是大呀！上学得要钱，买房得要钱，就医得要钱，死人也得要钱，办什么事没有钱能行呢？

　　礼金水涨船高，婚宴、谢师宴、寿宴请帖成了“罚款单”，红包成了“红色炸弹”。中秋、国庆也是结婚的吉日良晨，所以这礼中还多了一份结婚随礼的红包。中国是个面子社会，人人都讲究面子，红白大事随礼更是不可少。礼的大小依据是彼此的关系，是对方对自己的可利用度。不随礼以后双方见面会变得不自然，为了面子还得忍痛“放血”。收入不高又无积蓄的年轻人，随礼随成了月光族，甚至说自己都快疯了。送“欠条”抵顶同事、同学婚礼红包，结婚随礼开始兴“打卡”，还有送假币的甚至夫妻反目轻生的。

　　上世纪60、70年代亲朋好友结婚，也就是拿个三块两块凑份子买块马蹄表买对枕巾或者送个暖瓶、大镜子，现在100元一般的同事都觉得拿不出手，至于顶头上司还有至爱亲朋就更不用说了，哪份不得上千呢！婚宴成了赚钱的形式与手段，办婚礼干什么？还不是为了面子或者还是为了收钱。社会地位越高，收到的红包就会越多；你的交际面越广，收到的礼金也就会越多。人情消费乃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但水涨船高的随礼也愈来愈成为人们的精神和物质压力，红包已经成了都市人的心病。
　　　　
　　2009年9月1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走了“天价月饼”又来‘天价螃蟹’”，一对几十元的螃蟹，穿上“金马甲”就叫卖99990元。打着“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旗号的各种红色礼品也都价格不菲，茅台集团推出限量版的50年酿国酒茅台21916瓶，每瓶一个编号，代表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每一天。这种酒网上起价是5．2万元，不同日期对应的酒价格不同，部分特殊编号的酒最高单价卖到30万元。国家统计局9月10日公布报告称，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据此计算一只“黄金蟹”相当于一个农民21年的收入，也相当于一个城镇居民6年的收入。

　　2005年中秋节出现的“天价月饼”现象，在相关部门的监管以及媒体的监督下，过度包装的“天价月饼”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天价礼品却一直没有离开过市场，只不过是有了月饼之外的更多新载体新花样。那么天价礼品是谁享用了呢？是被富翁们奢侈掉了，还是公款消费，或者是用于送礼了？跑官、跑项目、大学毕业就职、孩子上大学、考研等等都是送礼的理由。送礼的群体既有高收入人群也有无奈的普通人。天价礼品交易并不是简单的市场行为而是一种畸形消费，畸形消费的社会背景是国民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显然，畸形的需求畸形的供给，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是一种变相腐败现象。

　　说起天价礼品，不能不提到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这位“最牛房产局长”2008年12月因对媒体发表“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的牛论，被网友人肉搜索曝出其抽1500元一条的天价香烟、戴名表、开名车。2008年12月28日被罢官后双开，今年9月4日周久耕因涉嫌受贿罪在南京中级法院受审，检方指控他受贿107万元人民币和11万港币。如果权力不在阳光下运行，“天价礼品”还会推陈出新，从长远看遏制“天价礼品”，既要进一步完善价格监管体制，又要坚决推动“制度反腐”整肃吏治。有关部门是否查查“天价礼品”的流向，顺藤摸瓜牵出更多的“周久耕”。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清代的那个郑板桥，他四十九岁做山东范县县令后调潍县在位十二年，倘按现而今的贪官的贪法算来，这老郑可要发大财了。据《杨州府志》卷四十八载他“官东省先后十二年，无留牍，无冤民。以疾归，囊橐萧然，图书数卷而已”，这位郑板桥毕竟没能成为周久耕。

　　2009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