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在人民共和国创建的前夕，中国共产党考虑到进城后保卫党的领袖和新的国家政权领导等需要，专门组建了一支150多人的便衣保卫队。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年轻、忠诚，能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甘当无名英雄，为共和国的初创和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重大政治活动的安全，建立了功勋。

　　如今，共和国已经走过了近一个甲子的风雨历程，这支便衣保卫队的大多数成员早已步入白发暮年，还有不少人已然告别了人世。

　　然而，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人民没有忘记他们，这个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支、也是最后一支便衣保卫队的真实故事，将永远留存于中国革命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之中……

　　特务们盯上了进出中南海的小轿车

　　大约在1949年的8月，中共中央领袖与中央机关开始向中南海搬迁。毛泽东正式迁移中南海究竟从哪一天开始计算，一直难以找到确切的文字记载。因为从6月15日后，毛泽东工作完毕没有回香山而是留住中南海的情况就多了起来，因而安全警卫工作的重心，从此逐渐就由香山转移到中南海方面了。

　　据当时在北平纠察总队的李明回忆：“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纠察总队就先在中南海驻守了半年，后来中央警备团的几个连接替纠察总队守卫中南海，便衣保卫队也派了一个分队在中南海执行任务，纠察总队就陆续撤出来了。”

　　那时，北平街面上最多见的就是人力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不多，小轿车就更少见了。所以当中共领袖们频繁在城里活动，小汽车队一出现，进进出出中南海，就显得十分抢眼。

　　一些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早就盯上了中南海。他们一看到路上的小汽车多了起来，就分析可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来了，多次准备进行暗杀活动。特别有一段时间，西单长安大戏院前，有时候晚上停靠的小汽车特别多，由此可以推测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那里看戏，特务们便蹲守在那里，寻找下手的机会。但由于中央首长身边的警卫很严密，致使特务分子根本无法靠近行刺。

　　毛泽东那时也很爱外出看戏。为了保证他的绝对安全，每当他到戏院的时候，有关方面都要在沿途和戏院周围布置警戒，便衣队员也参与执勤。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们，都身着便衣，散坐在戏院里的观众席上，每时每刻都提防着意外的发生，而戏院里的其他观众很难辨认出他们的真实身份。

　　毛泽东说：把我和群众分隔开不行啊

　　正式迁居中南海后，毛泽东感觉非常“不自由”。他出入中南海都得向叶子龙报告，身边还得带一大帮警卫随员。

　　毛泽东在中南海没住几天，就有点憋不住了。

　　有一天，他突然对身边的卫士李家骥说：“小李，咱俩去北平郊区走走，怎么样?”

　　李家骥为难地说：“不能去，会出危险。我担不了这个责任。”

　　“不用怕，我突然出去，他们不知道。我不相信坏人的耳朵就那么灵，我们马上就走。”毛泽东想出其不意地“冲出”戒备森严的中南海，到郊区走走看看，和老百姓聊聊天。

　　这下子让李家骥陷入两难，他既不能违反中南海的警卫规矩，又不好不服从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呢?

　　迟疑有顷，李家骥无奈地说：“主席，我和您不一样，我必须执行规定的纪律，不然就要挨领导的批评、处分了。”

　　听李家骥这么一说，毛泽东也沉默了，继而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个规定没有错，但把我和群众分隔开不行啊!我见不到群众就憋得发慌。我是共产党的主席，人民的领袖，见不到人民还算什么主席、领袖呢?我们共产党人，各级领导是鱼，人民群众是水，鱼离不开水，离开水，鱼就渴死了。”

　　过了片刻，毛泽东又感慨地对李家骥说：“唉，我这个主席不如你们好，我没有自由啊!”

　　特务崔铎负刺杀命秘密潜入北平

　　1949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日。

　　中共中央决定在北平的先农坛召开大会隆重庆祝，中共中央五位书记都将出席这个纪念大会。参加这次集会的将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和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的代表600多人，这是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北平集体亮相。

　　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得知了这一消息后，随即指派原保密局外勤北平站的特务崔铎，秘密潜往北平，利用中共领袖出席纪念活动公开露面的机会，寻机实施刺杀。

　　崔铎武艺高强，会飞檐走壁，能双手打枪，且百发百中，有“飞贼”、“赛金豹”的绰号，曾参与过震惊北平的暗杀北平市长何思源的行动。

　　而让崔铎想不到的是，此次他刚潜入北平，北平公安部门就接到天津市公安局传来的消息，说 “七一”前夕将有国民党特务潜入北平，很可能会利用庆祝活动谋刺中共领袖。

　　在接到消息时，距离庆祝活动举行只剩三天了。北平的公安机关闻风而动，围追堵截，一举抓获了奉命来北平谋刺中共领袖的保密局特务崔铎。

　　崔铎的落网，不仅没有让“七一”庆祝大会的保卫者们感到可以有丝毫的放松，反而促使他们对庆祝活动的保卫安排更加缜密。对大会会场，对中共领袖前往会场的路线，都做了严密的布控。

　　政协会议前夕突击查捕敌特

　　1949年八九月间，有三个重要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相继召开，这就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还有亚洲澳洲工会代表大会和亚洲妇女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政治党派共同商讨有关建立新中国的大计，另两个会议则是人民政权建立前夕首次召开的世界区域性大会。

　　特别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其安全警卫工作是建国前夕最重大的政治保卫任务，也是为开国大典进行的一次安全警卫预演。

　　为了保证三大会议的绝对安全，中央社会部和军委公安部都作出了重要指示，由中央警卫处、便衣保卫队、北平市公安局和北平纠察总队，共同组成了保卫政协联合指挥所，对保卫政协大会实行统一领导。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在会议召开期间，中南海警卫营几乎全部出动，日夜执勤巡逻，即使轮换下哨后，战士们也主动在防区内巡逻、游动，以防有什么漏洞。工兵班则要在每天开会前对会场内进行一次安全探雷检查，防止敌特分子在会场内埋藏地雷、炸药等。

　　在会场的入口处、停车场等部署了警卫和便衣；在会场东、西门分设单、双号验证人员，代表一律凭证入场，防止无证人员混入；在会场的盥洗室处也设有便衣警卫，以防坏人潜入藏身，贵宾休息室的便衣人员，更是要时刻保证首长休息时的安全；在会场外围也各设一两个警卫。

　　中南海警卫营还派了一个班的兵力，短短数天之内，在会场四周指定的防空地带，开挖了200米的防空壕，以防敌人的空袭破坏。

　　便衣队分队长刘忠接受秘密任务，怀仁堂以身挡“刺客”

　　与此同时，驻守中南海的便衣保卫队的个别队员还奉命执行了一项绝对保密的政治任务。

　　就在全国政协会议预备会召开的前一天，罗瑞卿、李克农以及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正副处长汪东兴、李福坤专门找进驻中南海的便衣保卫队分队长刘忠谈话。

　　李福坤向刘忠交代说：“据得到的情报推测，在这次政协会议的代表中，可能隐藏着一名刺客，他可能利用代表的身份来刺杀或暗害毛主席。”

　　“我们现在怀疑的这个对象就坐在主席台下距离毛主席不远的地方，所以准备把你安排到这人右前座位上，你要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他有要行刺的迹象，你不能开枪，只能用身体阻挡在他的前面。你切不可有半点疏忽，要绝对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你要当政协会议代表，我们会发给你一张代表证。”

　　李福坤放低声音对刘忠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不许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队友。我会布置他们在外围与你配合，你和我保持单线联系。”

　　领受了任务的刘忠，内心再难平抑。他担心怀疑对象身上携带了手枪，那样制服的难度就会增加。因领导交代，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枪，那会危及其他代表和领导人的安全，给大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刘忠想，豁出去了，个人生死早已不在话下，一切行动都要确保毛主席的安全，坚决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

　　政协召开预备会议那天，毛泽东也到会了。刘忠也以代表的身份，坐在了那个被怀疑对象的右前方。他发现那人40岁左右，身材高大，西服革履，很有派头。刘忠看了心想，领导之所以选中自己担负这一重任，大概也与自己的个头比较高有关系。

　　会休时间，许多代表步出会场稍事休息。刘忠见毛主席也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站起了身，而他座位左后的被监视对象也站了起来。刘忠内心一阵紧张，赶快跟着站起来，用身体遮挡住了那人看主席台方向的视线。

　　此刻，毛泽东下了主席台往会场外走。刘忠发现那人也想朝毛泽东出去的方向挤，遂抢前一步，挤在他的前面。当那人试图从他左面超过时，刘忠在左边挡住他；他想往右绕，刘忠也把身体移向右边。左阻右挡，把那人惹火了，当场和刘忠吵了起来：“你为什么挡道，我要去看毛主席!”刘忠也强词夺理道：“我在给你闪道，你还老挤我。我几次给你腾道，你又不走，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旁边的许多代表不知实情，也来责怪刘忠不该挡人家的道，一时会场内吵嚷成了一团。

　　走在前面的毛泽东也听到了吵闹声，回过头来，眉头皱了一下。这时刘忠发现，毛泽东身后早已紧跟着好几位保卫工作的领导，有罗瑞卿、李克农、汪东兴、李福坤等人，他们几乎把毛泽东围在了人墙中间。这下，他心里稍有几分放心了。

　　刘忠继续与可疑对象周旋着，尽力阻挡他的脚步，直到毛泽东等人步出了会场的二道门，根本看不见了，才放过了身后那位“照顾对象”。

　　很久以后刘忠才知道，当时领导还布置了便衣队另外几个同志在门外待命，要他们看刘忠的动作行事，一旦刘忠动手，就立即上去接应。

　　据说那个被怀疑的对象，后来好像被公安部门逮捕了，但那人究竟是否受命刺杀毛泽东则不得而知。但一场与假想刺客的暗中搏斗一直进行到第一届政协会议结束，在此期间，刘忠时刻准备着冲上前去，用自己的生命和赤诚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他也由此有幸成为第一届政协会议有代表证的非代表。

　　菜农的胳膊不可能那么白!

　　相距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的日子越来越近，为了确保开国盛典的安全举行，从中央到地方的公安、安全警卫力量全部动员起来，协同作战，共同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使命。

　　当时公安中央纵队刚刚成立，执行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卫开国大典。部队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警卫方案：以天安门和观礼台为重点，严密控制，以武装警卫为主，辅以便衣警卫，并以标兵、验证军官等形式维持秩序，严防敌特分子混入警卫区域。

　　新中国即将举行成立盛大庆典的消息传出，台湾国民党敌对势力迅速布置隐藏在北平的特务组织，要不惜一切代价对庆典活动进行破坏。

　　当时的亚洲饭店(现前门饭店)，是为前来参加开国大典的代表准备的住宿饭店之一，台湾方面得知这一情报后，密令潜伏特务吴瑞金伺机混入饭店进行暗杀破坏活动。

　　9月24日，天刚亮，吴瑞金化装成送菜的农民来到饭店。由于饭店每天需要大量蔬菜，采购人员为了方便，经常预约郊区的菜农来送菜。

　　吴瑞金告诉执勤哨兵，菜是头天饭店采购员王强叫他送来的。哨兵认识王强，于是就准备放这个菜农进饭店。正在这时，吴瑞金无意中露出了马脚。他抬头擦汗时，露出了又白又胖的胳膊，哨兵顿时心生疑惑：菜农天天在田里干活，风吹日晒，胳膊不可能这么白。于是，哨兵把吴瑞金带到了值班室进行审讯。

　　审讯中，吴瑞金的破绽越来越多，他见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就企图服毒自杀，但被执勤战士迅速制服了，并从他身上搜出了定时炸弹。

　　地下的一个烟头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饭店制造爆炸事件的计划破产后，台湾特务机构又启动了第二套方案，直接在天安门等重要地段实施破坏行动，以造成恶劣政治影响。

　　一天，公安中央纵队一师二团排长刘拴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在天安门附近巡视。刘拴虎在延安时就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具有丰富的警卫经验。

　　夜幕降临时分，地下的一个烟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拾起来一看，是飞马牌香烟。当时这种烟一般人是吸不起的，他从扔烟头的位置向四处望去，这是一片视野极为开阔的地方。他又仔细地观察了留在这里的皮鞋印，顿时感到肯定有一个不寻常的人常到这里来。他立刻警觉起来。此后，他每天都到这里来转转。到了第五天，他预感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出现在刘拴虎的视野内，那个人正拿笔画着什么。刘拴虎接近过去，发现那人画的好像是一张线路图，便上前查问。

　　那个人一惊，见自己暴露了，便立即掏出匕首，负隅顽抗。刘拴虎上前与之搏斗，几个回合下来，刘拴虎便将那人擒获。

　　经审讯查清，此人名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二组北平情报组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出天安门的地形图，准备在10月1日开国大典这一天，用炸弹袭击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车队。

　　这个北平特务的落网，为开国大典的安全铲除了又一隐患。

　　天安门城楼一带，是开国大典安全保卫的重中之重，公安中央纵队早就派了专人对城楼进行全面清理，并重点实施安全保卫措施。

　　公安中央纵队战士赵太和，在大典前一个月就上了天安门进行清理检查。城楼的木梁上鸽子很多，由于长时间没有人清理，鸽子粪堆积了有一尺多厚。赵太和他们将天安门城楼进行了彻底打扫，光清理鸽子粪就用了十多天。随后，又用探雷器对城楼各部位进行了安全检查。

　　为了给开国大典创造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公安中央纵队还积极行动，对天安门附近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条胡同进行了拉网式清理排查，逮捕了国民党“党通局北平区第二分局行动组”杨金富等14名案犯，捕获惯匪、恶霸3000多名，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封闭妓院250多处。这些行动都为开国大典的顺利举行奠定了安全基础。

　　摘自《人物》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