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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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 沈宝祥

沈宝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学习时报》顾问，本刊编委。1977年，在胡耀邦主持下参与筹办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先后担任理论动态组组长、主编；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修改和编辑工作，为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60年了。我是跟随着新中国的脚步走过来的人。60年风风雨雨，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历历在目。回顾60年，我首先感到欣慰和自豪，也必然要沉思。

60年的历史内涵丰富，矛盾错综复杂。我采取的态度和方法是：坚持唯物史观，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六十年：三个社会，三个时期

这60年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曲折发展的，又是阶段性的。我看可以分为三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三个社会，三个时期。

新民主主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7年（1949 ~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是《新民主主义论》基本思想（包括革命论、国家论、社会论）的具体实践。

1953年，毛泽东改了口。他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他基本不讲新民主主义了。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这个过渡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周恩来既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时期”，也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时代”。所谓过渡时期，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社会主义时期。从1957年开始，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这一时期到1978年12月为止，前后二十来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认识到，过去的社会主义采用的是传统模式，主要照搬苏联的一套，以后又增加了我们自己搞的东西，如“以阶级斗争为纲”、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我把这些称为“中国制造”。于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就是“苏联模式＋中国制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以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进入了历史新时期。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可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今已31年了。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60年来的两大历史转折。回顾60年，有两点是很明显的：新民主主义救了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了中国。

改革开放31年来，经济大发展，人民生活大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大提高，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比较好的发展道路。

看来，从新民主主义只能过渡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课题。当年我们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今天回顾历史，应当敢于把这样的重要历史经验总结出来。

经验和教训促使我们“走自己的路”

60年来的实践，都是为了探索开辟一条比较快、比较好的发展道路。强调走自己的路，强调有中国特色，非常重要。经过31年的实践，我们对“自己的路”的认识加深了，扩展了。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离开本国国情、超越发展阶段的问题确实存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们认真地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过去发生的问题不仅仅是脱离国情。计划经济体制不但不适合中国，在它的母国苏联也不适合。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适合。几十年来，凡是采用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生产力的发展都不快，人民的生活改善都很慢，效果都很不理想。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里讲的，已经不是国情问题了，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了。以后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模式，更是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他许多问题也是这样。

第二，过去发生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超越发展阶段。现在看来，过去搞的有些东西，如“大跃进”、“以阶级斗争为纲”等，不是超越发展阶段的问题，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不行。这套东西，违背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走自己的路，要遵循客观规律，同历史必由之路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还要敢于和善于借鉴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

对外开放刚开始时，我们强调的是吸收国外的资金、技术、设备、人才。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要取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十六大报告又提出，“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这是对外开放思想的升华，在社会主义的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不割断历史，不等于全盘肯定历史

大家都说，共和国的60年，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即所谓“两个30年”。如何看待这“两个30年”的关系呢？有人提出，要坚持“两个不能否定”，既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这话说得很全面。但我认为，还可以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60年历史是连续发展的过程，一些基本的东西是一以贯之的，必须充分肯定。比如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党制度等。

从另一方面看，前后30年的差别也是明显的。

在后30年，我们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国家的面貌、社会的面貌、人的精神状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巨大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此前的社会主义相比较，有质的差别。我个人感觉，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变化，超过了解放前后即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变化。

前30年在个别方面、个别的点（如消灭吸毒、娼妓等），也许比今天强一些，但从总体上看，后30年的成功和成就是十分明显的。决不能用前30年的个别的点来否定后30年。如果这样，是极端的以偏概全。

能不能用后30年来否定前30年呢？这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前面讲的一以贯之的几个方面，是必须肯定的。但也要如实地说，这些一以贯之的东西，在十年“文革”期间遭遇很大损害。对前30年，应当肯定该肯定的，否定该否定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是片面的。对后30年，也是如此。

前30年中的后20年，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时期建设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对此，争议较多，也很需要科学地研究。

邓小平作过多次评述：“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多少年，导致的结果不好，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

概括地说，邓小平否定了过去搞的穷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僵化封闭的社会主义。这里要强调的是，以上所说不是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否定。

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大会上说：我们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这是针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而言。温家宝说：30年前是“贫穷僵化的中国”（《人民日报》2009年2月4日），实际是说，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是贫穷僵化的社会主义。

我们越是肯定改革开放，就越是要对前30年作某种程度的否定。现在不是否定过头了，而是否定得还不够，有的是很不够。

“两个30年”是一个整体，不能割断历史。但不割断历史，并不是要全盘肯定历史；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也不是说要肯定全部历史的实践和结果。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使我们认识到必须改革。这是从反面教训的角度讲的，决不是说要在任何意义上肯定那一段历史。如果仅仅因为能从中吸取教训，就以为坏事变成了好事，从而轻松地谈坏事（如“犯过一些错误”等），这在政治上、理论上、道义上都是不妥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历史实践本身必须适当区分。

邓小平曾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在这里，邓小平讲了“成功时期”，但没有回避“失败时期”、“遭受挫折时期”这样的提法。这是对待历史的唯物主义态度，也是坦诚、谦虚和自信的表现。只有这样，才能使历史经验，包括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真正成为宝贵的财富。

回顾新中国60年，我们的思维不能停留在对“两个30年”的肯定还是否定这样的水平上。（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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