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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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赶考”与国民党“搬家”

□ 刘 统 （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蒋的“元旦文告”与毛的“新年献词”】

1948年是国共双方的战略决战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军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战线推进到长江北岸。解放军的总兵力增加到 358 万多人，武器装备也大大加强。

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大部丧失，总兵力只剩下204万人，能用于机动作战的兵力有146万人。长期的战争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使国统区经济陷入总崩溃，物价飞涨，工商凋敝，财政枯竭。军事失败和经济形势恶化使蒋介石焦头烂额，心力交瘁。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承认“戡乱”失败，转而呼吁和平。他表示：“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他求。”“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南京政府“和谈”之声高唱入云，一些“第三方人士”也随声附和。北平的张申府教授发表《呼吁和平》，希望国共停战。梁漱溟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敬告中国共产党》，表示：“好战者今天既不存在，内战不应该再有。任何问题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

面对这些言论，毛泽东于1949年1月1日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开门见山地宣告：“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毛泽东回顾了人民解放战争走过的曲折路程，笔锋一转，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和平”阴谋，并引用古希腊寓言《农夫与蛇》，说明共产党人决不怜悯那些蛇一样的反动派。毛豪迈地宣布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毛泽东说：“进京赶考去”，“决不当李自成”】

为了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中共中央于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告诫全党：“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乘车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24日占领了南京，把红旗插在“总统府”上。南京政府如鸟兽散，《人民日报》发了号外，毛泽东在香山看了捷报，兴奋地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蒋介石狡兔三窟，煞费苦心】

当时人们认为：蒋介石的政治生涯已结束。其实，蒋“下野”已不是第一次。他意识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败局已定，无力回天，只好另寻出路了。

1948年10月，蒋介石召集亲信秘密会议，商讨一旦战败，国民党的党政中心迁往何处。有人建议模仿抗战时期，迁往大西南。蒋介石的同乡、浙江大学教授张其昀主张撤往台湾。他分析：台湾海峡海阔浪高，可以暂时阻止解放军的追击。台湾物产丰富，有日本人建立的工业基础，交通也很发达，有利于国民党的统治。他的分析很合蒋介石的心意，一个重大决策在蒋的心中酝酿。

1948年12月24日，蒋介石突然下令改组台湾省政府，任命亲信陈诚为台湾省主席。次日任命长子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这样，蒋在下野之前已把台湾的党政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人事安排妥当后，蒋介石开始秘密实施撤退计划。

首先是搬运国民党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1948年11月，蒋介石密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库存的黄金储备运往台湾。而主管银行的行政院和财政部均不知情。俞鸿钧亲自组织一个机密工作小组，将金银装箱。11月30日夜，上海外滩戒严，工人从外滩的中央银行金库中搬运了774箱，共约200万两黄金，由国民党海军登陆舰“美盛号”护送，12月2日到达台湾的基隆港。台北海关派专车把黄金运走，藏在秘密的地点。接着又将151箱共约57万两黄金和1000箱共约400万银元运到厦门。

第二次秘密运输黄金是1949年1月10日。这一次是更大规模的运输，动用了军舰、民轮和飞机。国民党中央汇报：目前黄金储备，运到台北260万两，厦门90万两，存在美国38万两，上海仅存20万两。此外还有数千万银元也转运到台湾。蒋介石这才定了心。有了黄金，他在台湾的经济基础就有了。此时，蒋看似在溪口老家游山玩水，会晤乡亲，实际上在暗中指挥调度，忙碌不堪。“代总统”李宗仁则被蒙在鼓里，当他得知消息时，国库已空空如也。

在1949年5月前，蒋介石还指挥调动几百艘货轮和客轮，将国民党海空军部队、装备、物资和重要企业的机器设备运往台湾，破坏了上海江南造船厂的车间和码头。有了钱和物资还不够，国民党当局还制订了抢运文物的计划，特别是将故宫文物运往台湾。故宫宝藏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由北平装箱起运，一路曲折到达四川。抗战胜利后，又随国民政府返回南京，一直没有安定的存放地点。当时不知道能运走多少，于是先精选了120箱，于1948年11月由海军的“中鼎”运输舰从南京启程，在海上颠簸月余才到达基隆港。以后又接着运第二批、第三批。第三批文物是1949年1月由海军的“昆仑”运输舰载运的，当时计划装2000箱。装船时海军司令部的人听说船是去台湾的，立即携带家属蜂拥而上，挤满了船舱，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自来动员，但无人肯下船，只装了1244箱。最后“昆仑”舰舰长命令将船舱中的桌椅拆除，腾出地方来装上这些文物。

故宫南迁文物的精品，95％运到了台北。这些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本应属于全中国人民，却长年存放在台湾一隅，难得回归了。

蒋介石于1949年4月25日离开溪口老家，在象山港登“太康”舰离开大陆。蒋经国在日记里记述那个伤心的时刻：“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

美国政府密切关注中国大陆的变化。虽然对国民党政权已经失望，但也不希望共产党得到台湾。因此，美国政客又想出了一个“国际托管”台湾的办法，想仿照德国、日本的例子，由联合国授权管理。蒋介石获悉美国策划废掉他的阴谋时，万分忧虑。此时，他不能不作最坏的打算：如果台湾也守不住，他到哪里去？一向很少出国访问的蒋介石，却在这个非常时期出访了菲律宾和韩国。7月，蒋介石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会谈，讨论一旦台湾失守在菲律宾成立流亡政府等问题。8月，蒋介石与韩国总统李承晚会谈，要求开辟空中通道。这是为了台湾失守前的再次逃亡。

蒋介石狡兔三窟，煞费苦心。

【刘少奇秘密访苏，身负三项使命】

新中国将实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是毛泽东思考的重大问题。建国前夕确定的外交政策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毛泽东比喻这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

解放军进入南京不久，司徒雷登与共产党方面开始接触，但最终失败。美国政府紧接着发表对新中国不无敌视的白皮书。毛泽东极为愤怒，连续写了4篇评论，严厉批判美国政府在中国推行的侵略政策，并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美国和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敌视和封锁，使毛泽东需要寻找新的途径，打开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1949年１月，斯大林委托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华，在西柏坡会见了毛泽东，详细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和中共中央的政策。美国政府的立场，使毛泽东确定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7月，他派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在长达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刘少奇与斯大林进行了几次会谈，详细通报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新中国筹建的情况。

刘少奇此行负有三项重大使命：

一是学习苏联国家行政体制。斯大林完全满足了中方的要求，刘少奇考察了许多政府部门和地方行政机构，与各级官员进行座谈取经。新中国的政府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苏联的模式。

二是寻求苏联的经济援助。蒋介石卷走了大陆几乎全部的资金，给共产党留下了一穷二白的烂摊子。新中国怎样恢复破碎的经济？启动资金从哪里来？如何应对西方世界的经济封锁？这些都是极为严重和迫切的问题。斯大林表示：尽管苏联也处于战后重建的困难时期，但为了帮助新中国的建设，准备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帮助中国建设一批工业项目，还答应派苏联专家来中国进行协助和指导。

三是寻求苏联的军事援助。随同刘少奇访苏的有空军司令刘亚楼、海军司令萧劲光。我方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建立空军和海军，提供先进的战斗机、舰艇，特别是提供帮助解放台湾的空军部队。斯大林答应先在中国开办航空学校，为解放军培养飞行员和技术人员。斯大林对新疆十分关注。中苏两党会谈中，刘少奇表示中共准备在1950年进军新疆和西藏。斯大林提出：希望中共及早进军新疆，并表示愿意提供歼击机、运输机和汽车，帮助解放军迅速解放新疆。

8月中旬刘少奇回到北京，毛泽东对访苏成果非常满意。中苏结盟，不仅使中国打开了外交局面，而且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投降者的一个绝妙比喻：“重新嫁人”】

1949年10月１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朱德总司令号召解放军指战员继续努力，向国内未解放的其余地区进军，实现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蒋介石还想依托西南的险要地形，以图东山再起。８月24日他飞到重庆部署防御。虽然国民党军在西南的兵力尚有90万人，但胡宗南、宋希濂等都丧失信心，认为根本没力量守住川黔滇三省。

为解放大西南，一野由关中入川，二野由湘西入黔，四野一部由鄂西入川，一场跋山涉水的长途追击开始了。湘鄂川黔地区崇山峻岭，行军极其艰难。牲口摔死大半，战士跌跤的不计其数，多的一天摔30多次，但这都阻挡不了解放军的高昂士气。

10月29日，解放军二野先头部队进至重庆市郊，向白市驿机场逼近。这天夜里，蒋氏父子逃离重庆。蒋经国回忆：“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而周围之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吵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西南守不住，蒋介石只好再次逃离大陆。

眼看大势已去，西南国民党军纷纷起义投诚。一些军官不甘心就这样不战而降，痛哭流涕。有的军官看清了形势，不愿为蒋家殉葬，说：“投降就要有个投降的样子，有什么哭泣留恋的！这好比一个女人嫁了一个败家子丈夫，本来早该离婚。现在到了家破人亡的时候，我们重新嫁人是应该的，还有什么哭的！”

9月下旬，在中共中央的争取下，原新疆地方官员陶峙岳、鲍尔汉通电起义，宣告新疆和平解放。10 月中旬， 一野开始了向新疆的大进军。几万官兵历时3个月，冒着风沙严寒，穿越天山戈壁，把红旗插遍南疆北疆。

1949年底，除西藏外，中国大陆基本解放。一轮红日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冉冉升起。

（刊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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