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悟人生
商海喻鉴 南开中学 风云人物

2009-10-02 10: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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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笃正先生在南开中学的时光

叶笃正先生1930年考入南开中学,次年考试跳了一班。他家中先后有五位兄弟(叶笃义、叶笃庄、叶笃廉、叶笃正、叶笃成)就读于南开中学,是著名“南开世家”中的一族。1935年与他同期毕业的同学中不仅包括关士聪、申泮文两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刘维正,还有二十多位大学教授,四十多位高科技人员,最著名的中国现代诗人(穆旦,即查良镛)也在其中。

叶笃正在南开中学受到良好的正规教育:学习成绩优秀,19357月高中毕业,随后就在这个暑期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地学系(气象组),同时考入清华大学的南中35班同学有二十余人,分人文理工各科系,同人地学系的南中同学有王大纯(地质)、李璞(地质)、白祥麟(地质)、王乃梁(地理)等。1935-1937两年是华北地区政治局势巨大动荡时期,日本武装侵华势力进一步进逼,南京政府被迫同意在华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向日本侵华势力让权,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引发了北京学生1935年末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反日示威学生运动,震动全国,反日运动此起彼伏。由于在南开中学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影响深远,在清华和北大就读的南中同学,始终都是北京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叶笃正当然也积极卷入了运动。这场反日运动在全国范围持续发展,为后来的抗日战争起到了全国人民思想动员的作用。

1936年末的西安事变,是全国人民反日运动的必然结果,催化了全民抗日力量的大团结,催化了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协议,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思想的联合战线。武装抗日的思想在全国范围臻于成熟,1937年“七·七”事变的炮响,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伟大的全民挽救危亡抵抗侵略的斗争。

抗日战争开始,叶笃正在清华大学读完气象学二年级。因平津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在湖南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定于1937111借地长沙韭菜园圣经学院,开学上课。在此前各校学生都分别得到赴长沙复学的通知。叶笃正按照通知离开平津,辗转来到长沙报到复学。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就那个兵荒马乱时代,也只能草草从事,一切勉强就绪。开学后不过只一个月余,战局急转直下。南京沦陷,并发生南京大屠杀惨案,震惊全球。年终,日军飞机轰炸了长沙,战局逼近武汉地区。临时大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来自沦陷地区,已深尝国破家亡之痛,面临当时战局,思想上产生了新的剧烈震荡。每个头脑清晰的青年人,此时不能不考虑,前途何在?何去何从?

    当时摆在临大学生面前,可以有两个走向,一是继续留在学校求学,跟着学校走;另一条道路是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男儿报国之志,投身抗战或革命洪流。一批深受爱国主义教育熏陶的前南开学生,突然得到一项特别的机遇:一位一贯鼓舞学生抗日的前南开中学国文教师张锋伯(地下中共特别党员),利用本人是陕西地方土绅的身分,谋得了陕西省临潼县县长的职位,预备把临潼县创建成一座游击县,以游击战迎接日寇的渡河犯陕。创建这样的一个革命抗日县政权,需要干部。张锋伯于是通过与在临大的过去有“政治联系”的前南开中学学生(李璞、王大纯、申宪文等)的联系,征集同学前往参加。这个信息在长沙临时大学南开校友间传播开,掀起了一个不小的波涛,政治方向完全符合当时爱国青年向往参加抗日活动的心愿。消息互相传递,不胫而走,  南开校友间的强劲凝聚力和爱国心起了作用,  1938年春,先后有18位南开中学35班、36班和37班同学聚集起来,结伴去到临潼,与张锋伯会合,开始了一段有浪漫情调的草莽英雄起义色彩的革命活动。在35班集体中有叶笃正、李璞、王大纯、李廉、徐文园(来自金陵大学)5人。此时叶笃正已决心放弃学业,和这批至友同学一道,走上参加抗日斗争的道路。

这批南开学友在临潼追随张锋伯,所做的工作是1.宣传工作,向临潼人民宣传抗日战争,宣传抗日民主统一战线;2.组织工作,在临潼民间组织抗日武装,因为此时临潼仍属国民党白占区,所以组织武装力量是秘密进行的;3.文化下乡,向临潼人民宣传文化、科学、教育和扫盲。为了发动人民的抗日革命自觉性和积极性,也在农民当中展开一定的减租反霸运动。

经过半年的紧张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在临潼农民当中,发展了一支有3000条枪的秘密武装,造成了一定声势,引起在临潼的国民党政府驻军的注意。当年8月,国民党驻军宋希濂部逮捕了张锋伯,投入监狱。相随南开同学面临星散之势。经中共陕西省委的安排,一部分同学去陕北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革命,一部分留在地方到中学执教,一部分回大学复学,大家又面临一次命运的再抉择。叶笃正最后选择了回西南联合大学复学的道路,再一次长途跋涉,去到昆明,到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复学了。这一年的经历,是这位未来的科学家,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试图无怨无悔以身许国的一段插曲。在那段大时代里,爱国青年所走过的崎岖蹊径经受了坚苦磨练,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前奏,这或许是历史的必然罢!   

叶笃正在1940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转人浙江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1943年获气象学硕士学位。随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研修,1948年获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工作开始在气象学领域崭露头角,受到同事们的尊敬,但在新中国成立时,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丰厚职位和安逸生活,在1950年回到祖国,他说:“祖国需要我,我的舞台在中国!”。

叶笃正是一位真挚的爱国者,他对南开中学母校的爱国主义教育迷恋至深。他在接待“百年南开采访团”的访谈时说:“说起南开中学对我的影响,要多大就有多大。我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南开中学给的。南开告诉我们如何抗日。我所以念了理工科,是南开中学给我打下的基础,造成了我对科学的爱好。还有张伯苓校长的教育思想,不管人们爱不爱听,我都以为他的教育思想比现在高的多。南开中学不是让学生读死书,而是要学生懂得中国是怎么回事。要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我们那时有老师带着大家出去看外面的世界,我就到过山东的曲阜、泰山,开阔了学生的眼界。”又说,“我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为什么要回国,就是要给中国做事,要把中国搞好,张伯苓校长把中国的教育搞到那样髙的水平,太不容易了,他自己的生活非常节俭,他的办学效率很高,那么大的学校没有多少管理人员,却管理得条条是道,一点也不乱,这让我从他得身上看到,人就应该这样工作,我就要学他,有他那样的思想,有他那样的效率!”

在南开中学百年校庆时,叶笃正先生对母校的后学者寄予了厚望,他说“要按照老校长的教育思想,一定要把德育放在首位,要懂得做人的道理,要给国家做事。现在中国人站起来了,但我们还没有完全站直。中国人要站直,要依靠下一代,希望他们将来站的更直更挺。”

注:以上大部分资料选自1935届校友申泮文院士的文章《著名大气物理学家叶笃正和地质学家刘东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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