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于2009年10月1日中国60周年国庆之际，刊登了张维为教授的文章：“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并加了题注：“西方应该研究中国戏剧般崛起背后的理念”（The West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ideas behind China’s dramatic rise）。以下是该文的中文译文：

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

张维为

北京今天庆祝人民共和国诞辰六十周年，这种盛大庆典无疑会使一些人不爽，这些人的意识形态倾向无法容忍一个“共产党国家”如此自豪。但是我们有必要客观地看待中国，看一下究竟什么原因使得这个国家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批评中国的人总是说尽管中国取得了经济上的成绩，但中国未能提供大的理念，而本人认为，正是中国的大理念带来了中国戏剧般的崛起。这里概述一下八个中国理念：

第一、实事求是。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国观念，也是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座右铭。邓小平认为，判断真理的最终标准不应是意识形态的教条（不管是东方的教条还是西方的教条），而应该是事实。通过对事实的检验，中国得出了结论：苏联共产主义模式和西方民主模式都不能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而民主化通常出现在现代化实现之后，而非之前。北京因而在1978年决定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并采取了一种务实的、不断试错的方式来推动自己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

第二、民生为大。北京信奉这个古老的中华治国理念，并突出强调消除贫困是最基本的人权。这个理念使中国在一代人时间内实现了近四亿人的脱贫，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成就。中国可能纠正了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在人权方面的一个疏忽（尽管这一点会有争议），即西方把人权几乎完全界定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个中国理念对于全世界的穷人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三、整体思维。受其哲学传统的影响，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至今，一直推行着一个整体的现代化战略。这使北京能够在中国变革的各个阶段都确立轻重缓急的优先顺序。一般都是相对容易的改革先行，然后以更大的决心推进更为艰难的改革。这一点与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民粹主义和短视政治形成了对照。

第四、政府是必要的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繁荣的时代都离不开比较开明的强势政府。不同于美国人所主张的“政府是必要的恶”，中国的变革由一个开明的、致力于发展的政府所领导；不同于米哈伊· 戈尔巴乔夫，他放弃了旧体制，结果却发现自己的帝国轰然崩溃，邓小平把中国的旧体制从追求乌托邦转化为追求现代化。不管这个体制存有多少缺陷，它有能力凝聚整个国家对于现代化的共识，能够执行艰巨的战略目标，如强制推动银行系统的改革、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大力刺激中国经济走出全球衰退等。

第五、良政比民主化更为重要。中国拒绝“民主与专制对立”这种老生常谈，认为一个政府的性质，包括其合法性，应由其实质内容，即良政来决定；应由政府能向人民提供了什么来检验。尽管中国国家体制还缺少透明度、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但它还是主导了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根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皮尤研究中心2008年在中国所做的调查，76%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乐观，位列被调查的17个主要国家的榜首。

第六、政绩合法性。受儒家择优选拔精英制度的影响，中国在其整个政治体制内广泛地推行择优选拔，尽管这样的努力并不都成功。中国把扶贫、环保（现在开始变得日益重要）等指标列为官员晋升的关键标准。中国领导人能干、老练、久经锻炼。

第七、有选择的学习、适应。在中国的世俗文化氛围中，学习别人之长是备受赞誉的。中国人已经形成了巨大的选择性学习能力和应对挑战的自我调适能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迅速地拥抱了信息技术革命并成为这场革命的佼佼者。

第八、和而不同。中国今天重新推崇这个儒家用来治理庞大而错综复杂社会时所信奉的和谐理想。中国拒绝西方的对抗性政治，并大力强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共同之处，极力化解社会迅速变革带来的各种矛盾，并力求尽快建设一个能够覆盖全国所有百姓的社保网。

中国仍然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如解决腐败问题，减少地区差距等，但在今后的岁月里，中国可能还会继续沿着这些理念演变，而非拥抱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原因是这些理念似乎可行，而且大致符合人们的常识判断和中国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形成于中国数千年延绵不断历史演变，其间包括了20多个朝代，至少7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国的历史都长。

中国会继续向西方学习，因为这对中国有益，但西方今天也许应该，如邓小平所说，“解放思想”。为了西方自己的利益，西方需要更多地了解一些中国理念，甚至学习一些中国理念，不管这些理念可能显得多么陌生奇怪。这不仅是为了避免再次对这个重要国家（其本身是一个文明）做出意识形态驱动的误判，这也是为了丰富整个世界的集体智慧，以应对消除贫困、气候变化、文明冲突等问题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