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上，各国强调要加强金融监管以避免金融危机重演。二十国集团同意检讨金融机构薪酬机制，并对改革方案达成原则性共识。但在执行的具体措施方面，各国还有不同意见。香港金管局表示，本港金融业高管薪酬方案即将咨询业界，期望今年年底完成制定有关指引。 

有人认为，限制金融业薪酬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有评论指出，关键问题是改革现有监管体系和建立全球协作的监管体系，而限薪只是“细枝末叶”的问题，只是各国政府为了回应民众的“愤怒情绪”。这种看法，忽视了限制金融业薪酬的实质意义，没有认识到现有薪酬制度对金融体系稳定的负面作用，而改变这种薪酬制度正是改善监管的重要内容。 

金融业现行的薪酬制度设计鼓励银行家们的短期冒险行为，导致他们为了高额奖金而片面追求短期利益，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已超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使金融体系的风险不断累积。高额薪酬驱动的短期冒险行为是金融市场风险的根源，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因素。人的“贪欲”是市场风险的源泉，也应该是市场监管的核心。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可否认，正是人的“贪欲”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对高额薪酬的追逐推动了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但人类社会的灾难也往往是人的“贪欲”带来。小朋友之间争夺玩具会打架，国家之间争夺资源会打仗。对高额薪酬的无限制追逐也带来了金融体系不可承受的风险。人的“贪欲”的无限制发展，必然导致社会体系进行“毁灭性自我调整”。只有对人的“贪欲”进行适当的约束，才能避免这种“毁灭性自我调整”。 

约束人的“贪欲”，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内在的约束，一种是外在的约束。内在约束是提高人的道德水平，认识“贪欲”的罪恶和丑陋，从而可以自我约束。也就是说要教育银行家们，钱多不是好事情，让他们自动放弃高额薪酬。这是以“德育”代替监管的方法，也是比较靠不住的方法。外在约束就是对“贪欲”进行制度性约束。 

制度性约束又有两种。一种是信奉市场机制可以解决问题的，认为薪酬水平应该有市场来决定，薪酬问题可通过提高透明度、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等适当的市场机制解决，监管部门应该维护提高透明度、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监管制度，而不是直接干预薪酬制度。美国大致是持有这种看法。 

另一种是认为市场机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监管机构应该直接干预薪酬。增加透明度并不能遏制银行家的高额奖金，目前高额奖金的发放市场也都知情，但只有知情权，没有控制权，全行业普遍的高额奖金制度让投资者无法“用脚投票”。因此必须实行严厉的“限薪令”，使银行高管的薪酬与长期业绩挂钩，并实行薪酬封顶。法国大致是持有这种看法。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不能容许给金融业高管滥发奖金现象的存在，但他也反对对高管薪酬设立上限。美联储计划推出“金融机构薪酬政策监管方案”，审查美国数千家金融机构首席执行官、高级经理和交易员的薪水和奖金，但不会设定薪酬上限或压缩收入，而是监管从业人员为取得高额薪酬的冒险行为。英美认为，应该提高银行储备金以增强银行对危机的抵抗力，限薪会把金融活动从伦敦、纽约等金融中心赶出去。 

反对限薪的人会问，为什么不对体育明星、演艺明星限薪，而只对金融从业人员限薪？对此问题，克鲁格曼如此回答，很简单，体育明星、演艺明星出问题不会带来系统的崩溃，危机来临时，体育明星、演艺明星不会拿政府的资助。 

当一家银行尤其是大银行出现问题时，往往会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系统性风险。政府为了维护系统稳定，往往不得不对它进行救助。去年9月，美国政府放弃雷曼，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大地震，金融体系差点瘫痪。没有政府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当今年3月，花旗等大银行到达崩溃边缘的时候，政府是毫不犹豫地出手相救。政府对银行的隐性担保已经变成了公开的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