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消息，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6日宣布，华人科学家高锟以及两名美国科学家韦拉德·博伊尔和乔治·史密斯获得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高锟，光纤通讯、电机工程专家。英国国籍。生于中国上海，原籍上海金山。1957年、1965年先后获英国伦敦大学电机工程学学士、博士学位。1970年迄今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1987年至1996年任该校校长。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英国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和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高锟教授1966年在《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导》论文中开创性地提出光导纤维在通讯上应用的基本原理，描述了长程及高信息量光通讯所需绝缘性纤维的结构和材料特性。同时开发了实现光通讯所需的辅助性子系统。在单模纤维的构造、纤维的强度和耐久性、纤维连接器和耦合器以及扩散均衡特性等多个领域都作了大量的研究，而这些研究成果都是使信号在无放大的条件下，以每秒亿兆位元传送至距离以万米为单位的成功关键。

瑞典皇家科学院说，高锟在“有关光在纤维中的传输以用于光学通信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他将获得今年物理学奖一半的奖金，共500万瑞典克朗（约合70万美元）；博伊尔和史密斯发明了半导体成像器件——电荷耦合器件图像传感器，将分享今年物理学奖另一半奖金。

据悉，高锟1933年出生于上海，住在法租界。高教授的父亲是律师，家境还算富裕，住在一栋三层楼的房子里，而三楼就成了高锟童年的实验室。起初，他对化学最有兴趣，尝试自制炸弹。用红磷粉和氯酸钾混和，加上水并调成糊状，再掺入湿泥内，搓成一颗颗弹丸。待风干之后扔下街头，果然发生爆炸。幸好没有伤及途人。

1944年，高锟随父移居香港，入读圣约瑟书院，之后考入香港大学，但由于当时港大还未有电机工程系，他只好远赴英国伦敦大学进修。大学毕业后，他进入英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做工程师，后被聘为研究实验室研究员，同时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65年毕业。从1963年开始，高锟就著手对玻璃纤维进行理论和实用方面的研究工作，并设想利用一种玻璃纤维传送激光脉冲以代替用金属电缆输出电脉冲的通讯方法。1966年高锟教发表了利用极高纯度的玻璃作为媒介，传送光波，作为通讯之用的基础理论。

此前，他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高锟被问及“您发明光纤，发现光纤可以做传输介体的这个理论，您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得诺贝尔奖，为甚么到现在没有得”时，高锟表示，“这事你要去问诺贝尔奖金的评判人”。高锟说，我心里觉得一个人有这样子的好运，能够做一件前所没有的事情，而且做出来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我感觉很满足。

他说，我有这个机会，来创一个新的领域，“所以我很满足，我拿到奖没有拿到奖，完全对我是没有甚么意思”。

有人说“科学家都应该是很固执的”。高锟说，我不是，假使科学家太固执的话，不能够想象不同的将来，因为脑子里面想的东西是幻想，所以假使一个人很固执的话，他那个人可能是很容易想不通的。他说，但是假使我能够把事情看清楚了之后，我有一个意见的话，那个时候我可能拿得很紧，抓住这个意见，要求人家相信我。这个好象是推销员，就是说，卖东西给人家的，你一定要说服他，说这个是对的，这是你应该要买的东西。

高锟说，可以说不听话就是顽皮，但如果做一点不正常的东西，人家没有做过的，那个不应该算是顽皮的，那个是“小孩子的自由”。

有传闻说高锟和太太结婚之前，也曾经像做科学实验似的，太太提出要做一个试验，说大家分开半年，这个半年不见面，看是不是彼此还挂念对方，如果要是挂念的话，说明是相爱的。高锟对此说，这件事曾经发生。但是很快就说不行，这个没有用，时间当然是一个考验的过程，假使每天见面，忽然之间一个星期不见面，这种情形之下，可能会使到那个人想得清楚一点……婚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一个一生的一件事，所以说大家来分手半年，这种提议是没有甚么意思。高锟说，实验室应该做实验的，但是这个（婚姻的）实验不能够做，我不需要做。

笔者为高锟教授夺得诺贝尔奖而由衷高兴。但是，高兴仅仅停留三秒钟，就陷入悲哀和悲愤的情绪中。笔者在想，有中国血统的华人，截止目前，已经有10人夺得了诺贝尔奖，自然科学的8名，都是大陆以外的华人，但大都是60年前就从大陆出去的。社会科学方面有西藏达赖喇嘛和作家高行健，也是离开大陆以后才获诺贝尔奖的。而这两个人，都被列为大陆当局不受欢迎的名单中。

也许，达赖喇嘛和作家高行健的获得诺贝尔奖，正如官方媒体宣传的那样，是西方对中国的蓄意挑衅，他们的获奖狗屁不值。但自然科学，却是无法用意识形态去衡量的，都必须有实实在在领先于世界水平的科技发明和发现才行。为什么，新中国60年历史中，就没有一个获得诺贝尔奖；获得诺贝尔奖的，都是从大陆出去后才大放光彩？！

近日，笔者看到《新世纪》杂志署名铁流的文章，其中就质问并解答60年的大陆为什么没有大师的问题。这，也可以解答60年的大陆为什么没有诺贝尔获奖者的问题。

铁流的文章说，当代中国自陈寅格、傅斯年之后再无大师。但翻阅历史残章，方知三、四十年“旧中国”，堪称群星灿烂，人才汇萃，大师如云，巨匠溢朝。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解放前的大学没有党委，是校长、院长说了算，用不著向谁请示汇报，敢作敢当。叶企孙教授在任清华大学物理学院院长时，毫无门户之见，从1928年起，他先后聘请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霍秉权、孟昭英、王竹溪等具有真才实学的大师到清华和西南联大任教。吴有训来清华任教时，将吴的工资订得比自己的高。在教学中，他发现吴的工作能力很强，便于1937年主动辞去理学院院长职务，推荐吴有训担任，直到后来吴有训调任中央大学当校长，他才再继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

现在中共治下的大学有这样高风亮节的校长、院长吗？多是争名于朝抢利于市，庸俗不堪的奴才与工具，哪是办好院校的的表率。

10年前共和国50华诞，中央隆重表彰并授予功勋奖章的研制“两弹一星”的23位元勋，皆师出西南联大叶企孙教授门下，而这位元勋之父、之祖的物理奠基人，竟然在“十年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害死。

如果说1952年的院校整调，是彻底摧毁了清至民国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运行机制，那么1957年的“反右斗争”就是把成就大师的的胎胚、芽子，全部连根拔除，斩尽杀绝了。

北京大学物理系高材生宋林松先生深有体会的说，1950年新政伊始，国家百废待兴，极需知识分子领军和参与各个领域的建设，毛泽东却把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活跃最具创造能力的那部分人打成了右派份子，而且人数超过了知识分子总数的十分之一，这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50年代前期每年都多有海外学人归国参加建设，1957年起一个也不回来了，不愿回来送死了。反右结束，周天寒彻，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人们对“反右斗争”对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万分地痛心疾首。实际上，不仅新中国的人才扼杀从“反右斗争”开始，新中国的民主政治也从“反右斗争”开始名实皆亡。这场反人性、反民主、反进步、反法治，倒行逆施残害精英的运动，受伤害最深的不是民主党派、国家机关干部，而是在校的大学生。

铁流的文章说，大学时代本应是人生最为美好、最为珍贵、最为有理想、有追求的年代，根本不懂得阶级斗争的残酷与血腥，以为铺满鲜花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自由的，却不知万支毒箭和无底的陷阱在等待著他们的到来。在“革命”的名义下，这些莘莘学子一下子就沦落成人间最为低贱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成为政治祭坛上无辜的羔羊。

在那场民族巨大的灾难中，中国名校北京大学抓了800多名学生右派，“庚子赔款”开办的清华大学，北师大中文系，240多人就有50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占了五分之一强。按此推断，当时全国有80余万大学生，沦为“右派”的不少于十万人。

众所周知，后来的铁血总理朱镕基，也在那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改造”。

为抗击日寇，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占领贵州独山，中华民族面临存亡之时，蒋经国先生号召学生参加远征军，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寸寸山河铁铸成”！而新中国却在和平年代把十余万大学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剥夺了他们学习深造的权利，为祖国工作的权利，全成为“专政”对象，失去尊严，失去人格，有的还屈死狱中，飘首刑场……。

十万学生十万冤，花季少年哭轩辕；

焉知发奋终身罪，无良肖小庆弹冠。

为说明问题，铁流的文章开列了当年北大右派学生、现年75岁王书瑶先生所列北大物理系右派学生名单。从1957年暑假前，到1958年3月，北大物理系共拥有右派155人，其中教员8人，学生147人。在1957年暑期前，物理系已划定毕业班学生右派16人，他们都随其他毕业学生分配离校；新学年开学后，新生中有三人，由原单位转来材料，划为右派（其中一人还受到劳动考察处分），所以，从1957年上学期到1958年3月，北大物理系共拥有右派分子155人，16名毕业右派学生分走后，到1958年处理右派时，物理系实际拥有右派分子为139人，教师8人，研究生2人，学生129人。

物理系大学生划右派比例高达8.9%，远高于毛泽东所说1、2、3%的水平，也高出5%的水平近一倍。1954级是最重灾区，总比例高达16%。处理情况：1．毕业班的16名右派，是背着劳动察看一至二年的处分离开学校的。2．其他留校131名右派本科生处理分五级；①只戴帽子不给处分11人；②戴右派帽子，留校察看，约77人；③保留学籍劳动考察，已知38人。从上可见，处分最重的是研究生，二个右派，一人劳教，占50%，其次是1954级右派，劳动考察人数竟占到右派总数的50%。

在保留学籍劳动考察的36人中，后来只有极少数人在1962年后回到学校学习，大部分的学生都没回校学习。……这些物理系的大学生右派，不仅和高锟同时代同龄，也应该拥有和高锟同样的聪明才智，可惜，他们没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没有机会去创一个新的领域，甚至还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更不可能有婚姻实验的浪漫。要命的是，从此以后，全国的脑袋都集中到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只有领袖的脖子上长有脑袋。

谬种流传，遗毒至今。

当前体制，是中国教育不出人才、不出大师的根子，而一元的党委负责制又是扼杀人才的屠刀。“一切听从党安排”。教授没有新观念，学生自然没有新思想。没有新观念和新思想的大学，只能出蠢才、庸才、奴才，自无人才可言。

直到今天，这些“反右斗争”的受害者，两鬓斑白的学子，仍希望中共深刻反思，从根本上摈弃专制集权、钳制言论、抑制独立思考与发挥而实行舆论一律的治国理念，回到当年所承诺的民主自由的建国构想，也就是普世价值的宪政之路。不要将“党的领导”搞成“党的独裁”，要开放言论自由和提倡思想多元；否则，大陆中国永无大师，永无诺贝尔得主！

60周年国庆前夕，中共17届四中全会誓言，要开创中国的“创新时代”，是个好迹象。但是，如果不反思错误，吸取教训，“创新”就成了空话；正如中国目前党政干部中硕士、博士多如牛毛一样，但究其实，只不过是官场“关系学”、“厚黑学”以及“溜须拍马”、“欺上瞒下”、“贪污渎职”等专业的硕士、博士而已，对执政党、政府没有多少好处，对人民与国家更是毫无好处。

高锟说，“假使一个人很固执的话，他那个人可能是很容易想不通的”。这句话也应该让大陆的执政党听一听并仔细体味。执政党，现在有很多东西不能再固执了；有很多事情，也该想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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