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都有一种疑惑：假定知识精英是社会上坚持理性主义的一群人，当他们面对像「一九四九年」这个特殊的历史年份时，他们会以什么态度，什么方法，去扒梳，去整理，去分析，去叙述这个历史年份？在面对「一九四九年」这个具有特殊符号意涵的历史年份，知识精英的理性主义特质，它的成色会不会打折？

纵使在台湾，历经了徒具形式意义的西方民主浪潮冲刷，面临了水银泻地的台独深化侵蚀，「一九四九年」，在台湾，不知不觉中，早经质变为一个极其复杂难以言说的词汇，这个词汇不仅仅纠缠着各种盘根错节的情感藤蔓，更交织着诸多治丝益棼的意识型态情意结。尤其一九九０年代以来，岛上盛吹着被政治领导人和朝野政客刻意撩拨的民粹风潮，庶民大众与传媒影视报刊似乎也习惯了以众口铄金的思维惯性，随着政客撩拨的民粹主义滔天浊浪摆荡漂移。

如此氛围之下，岛内民众难免不随着流俗，用最便宜行事的简单化法则，把「一九四九年」定性在一个非常浅薄的情感层次。殊不知，「一九四九年」其实是一门艰深纷繁的史学研究课题，它的艰深，它的纷繁，它的复杂，不在于研究方法，而在于研究态度与观点，以及对出土文献的解释，对历史人物的月旦臧否。

人们可能应该深思，该不该放下这样和那样的浪漫主义，把「一九四九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和历史上所有的其它年份一般，置放在学术研究的理性主义天平上。

历史研究，没有直通车，即使弱水三千取一瓢饮，单单只研究「一九四九年」这么一个千古一瞬的单一年份，它也没有任何终南快捷方式。在一个价值纷乱的世代，人们似乎应该审慎反思，可不可以把理性主义的成份放重一点，个人的情绪数值放轻一点。

最近一年以来，台湾出版了许多关于「一九四九年」的书籍。利用好几天功夫，笔者浏览了近来在台北「诚品」、「金石堂」等书店陈列贩卖的相关书籍。像是近日在台湾创下销售佳绩，龙应台着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及林博文写的《1949石破天惊的一年》、《1949浪淘尽英雄人物》；刘维开着的《蒋中正的一九四九》；王丰着的《蒋介石父子1949危机档案》等。

我兼得作者与读者的双重立场，凭心而论，刘维开教授写的《蒋中正的一九四九》（全名应为《蒋中正的一九四九 从下野到复行视事》），是类似讲述「一九四九年」，最具历史深度与延展度，史料最丰富，事理扒梳最清晰，结构与立论架构最严谨的一部书，也是近年以来，台湾撰写中国近代史书作当中，最用心最用功的一本。也是我前边强调的，多一点理性主义成份，少一点个人浪漫主义情怀的著作。

相对于其它学院派文人，刘维开是岛内历史学者当中，视野胸襟辽阔，历史涵养丰富，底蕴深厚兼而得之的一位知识分子。他耗时十年功夫，写出这本《蒋中正的一九四九》，在台湾日趋窄化的史学研究环境，在「台湾史」相对成为学界「显学」，中国近代史相对弱势备受挤压边缘化的年代，在纸媒书市日益萎顿萧条的市场结构里，逆势之中，刘维开扎扎实实痛下「十年寒窗无人问」的苦功。《蒋中正的一九四九》编辑与出版过程，显然不曾作过热闹缤纷的企划包装，广告营销也显得素朴静态，甚至连墙面贴满各色图书宣传海报的台北「诚品」、「金石堂」旗舰店内，都难见刘维开新书的一张营销海报。即使到今天，刘维开在台北普罗读者之间的熟悉度，仍然谈不上「一举成名天下知」。但是，内行看门道的读者慢慢会发现，刘维开透过史学专业知识诠释的「一九四九年」，理性主义的「金沙」含量与成份，绝对不会让知识淘金客失望！

就「一九四九年」这个特殊的历史年份而言，许多以庶民观点写作的书作，其设定之主要目标，在透过对读者的感动，刺激读者的图书买气。而专业史学家寻求事实真理的意图，远大于商业上的意图。因此，史学家专注的兴趣点，在以历史关键人物或事件，从官方档案或者当事者遗老的口述，去寻找可以合理解释「一九四九年」的史学意义，或者去记述此一特殊年份的内幕真相。

固然，从严谨的史学角度而言，意图以庶民书写的历史，去颠覆精英书写的历史，不仅徒劳无功，而且不具备任何学术上的正面意义。但是，为庶民书写的历史，如果写作技巧安排运用得宜，而且基本不违背史实，它照样可以在引起庶民感动的同时，也在史学殿堂的大门口，激起若干瞬间火花。

诚然，历史研究没有终南快捷方式。若欲启动「一九四九年」这部大机器，首先必须启动两个大齿轮，一个大齿轮是毛泽东，另一个大齿轮是蒋介石。如果舍此正规路径，而从若干细小螺丝钉着手，奢望启动「一九四九年」这部历史大机器，恐怕是缘木求鱼，空忙一场。

刘维开的《蒋中正的一九四九》，正是在致力启动蒋介石这个大齿轮。

他固然不想以笔力万钧的写作方法，吸引读者的眼球。但是，细心的读者将可从循序览读的过程中，感受到作者的用功努力。笔者览读刘着之后，认为《蒋中正的一九四九》具备了引证详实，逻辑清晰，结构严谨，鞭辟入里四大特质，它的专业性无可匹敌，文字晓畅易懂，即使中学程度的读者，亦绝对可以「轻松阅读」，在刘着的字里行间明显感受到这本书的「舒适感」、「平顺感」，并且很容易就可以从刘着中，淘取到「十年功」的金沙。

林博文先生写的两本着作，《1949石破天惊的一年》、《1949浪淘尽英雄人物》，乍读之下，似乎与「一九四九年」此一特定年份的紧密感不是那么贴近，但是逐一览读，即可以从篇章之间，体会到另一种层次的质感。尤其值得关切的，林先生以其长年驻美的地利之便，他的细腻观察力，总是围绕着与中国近代史密不可分的华盛顿、北京、台北三点之间，紧盯不放。所以，林着的最大特点，是它不仅自大历史的视角俯看一九四九年呈现之放射状历史发展，更从讲述美京、北京及台北三地内幕故事中，为这个阶段的中国近代史作出意在言外的针砭。

两本林着最大的优点，是它固然不是大军压境的大兵团作战法，直接讲述「一九四九年」，而是以「围点打援」的游击战术手法，以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方式，记录与这一阶段历史休戚与共的众多人物的言行事迹，让嗜史如命的读者，掌握到另一种诠解形式的历史描述法。

比如林着《1949石破天惊的一年》二０七页，讲述美国总统约翰逊，趁国务卿鲁斯克，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访台之便，托鲁斯克带了一件预备致赠蒋介石的珍贵礼物：一座「宝路华」牌精致闹钟。约翰逊甚至都已请工匠在闹钟上镌刻好纪念文字。所幸，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中国通」及时挡下这件珍贵礼物，并告诉鲁斯克，别开玩笑，不能送钟（送终）给中国人。

笔者著作《蒋介石父子1949危机档案》之旨趣基调，亦与刘着《蒋中正的一九四九》相雷同，亦试图从启动蒋介石这只大齿轮的过程中，去启动研究「一九四九年」的大机器。此外，《蒋介石父子1949危机档案》亦着重铺陈蒋氏父子撤退台湾之际，彼此的互动关系。不论读者在看王着之前，对两蒋抱持着什么样的主观意识，本书旨在希望透过已出土的蒋介石父子一手档案，让读者理解关键年代中，蒋介石是如何结束他的大陆时代，如何揭开海岛时代帏幕。

    龙应台女士着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畅销书作家笔力万钧的磅礴气势，寄望抛开植基于大人物的官本位思考，企图开展一种新的历史书写风貌。这样的一种写作格式，再透过出版商精心设计的营销机制，在岛内成功完成一项历史读物营销实验。龙女士运笔细腻，故事深情可感。书中受访人物及摘选之故事，尤其显现作者融合多元意识型态之企图。

    台湾的经济地位正在悄悄起着变化，台湾的政治生态也在日夜消长，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飘移流动，是否影响岛上读者对历史读物，乃至对「一九四九年」此一特殊年份的概念的位移？端看岛内文化消费者，淘洗了多少成色的知识黄金而定。